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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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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5 09:24 | 只看该作者

属羊86岁,鬼子来了我10岁,大军过江我快20了,根据这些信息,华大爷应该是31年生人。让我不解的是,作者何以在“ 2011年4月29日于湖堤”得知今年或去年华大爷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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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5 12:32 | 只看该作者

呵呵!大圣读得仔细。
回答大圣之疑惑“让我不解的是,作者何以在“ 2011年4月29日于湖堤”得知今年或去年华大爷86岁?”
上面这华老先生的讲述的时间——是2011年4月29日。故标明于稿尾。
今年我86了——是在下笔误。谢谢大圣指谬。
 
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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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6 20:37 | 只看该作者

“官场上,有善良正派人,也有“武大郎”,还有比武大郎歹毒的人呢。人生几十年,真不容易啊。”
    比喻失当!
    武大郎在人们心中是善良、受害者的形象,与“歹毒”压根扯不上边。如果讲述者以武大郎的人小及外貌来形容官场之上的小人和丑陋,那更是谬之千里!形似而神不至,这样的比喻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人小和小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相貌丑陋与官场丑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徐才厚倒是相貌堂堂,其一句:“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而使中国人家喻户晓其小人作派及官场丑陋。
    讲述者调侃武大郎的人小和外貌来达到隐喻官场的效果,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不知wu兄感觉然否?
    记述者如何处理这些失当的比喻倒是wu兄须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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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9 12:11 | 只看该作者

长江上大轮是2002年国庆节后停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前面两个六十八)

    儿童节过后,一天比一天热了。
    横港码头。
    朝南走了十来步——想走到大桥,再乘709路回市区。走了没多少步,想想还是返身往北走——乘701或707路原路返回吧。
    走到铜陵港务局大楼前,只见大楼门前空地上,隔不了两步,摆了一尊尊五十公分见方、高八十公分的大红礼花炮。大红礼花炮,摆成大半圆弧。礼炮圆弧内,几个男人在地上扯开长长的红鞭炮。港务局大楼门左侧,一竖长牌子蒙着红绸。
    这么大的阵势,要庆贺什么?我问路边正朝楼门口张望的两个妇人。一个妇人说:你看不到?是挂牌仪式。我还是不解——什么单位挂牌?怎么那么有钱?买了这么多礼花鞭炮来放?
    身后一个声音传来:“我数了一圈,大雷炮有70多方”。我转脸,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汉。我想,一尊大雷炮起码要百十元钱。这些鞭炮礼花,少说也得花一万元以上。“奢侈!”“真浪费”“真糟蹋钱”之类的话语,不时从路过的行人口中吐出。
    路人说,红绸蒙着的牌子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归铜化集团了。
&nbsp  “铜陵港”是701、707路终点站。本来两路公交车驰到港务局前,就右拐进入候船大厅前的广场,转圈掉头靠在港务局右前方的路边,让乘客上车。
    五月份以来,拐入候船大厅广场路口被封拦了。公交车就在路上掉头。候船大厅内外正在装修。外墙已刷白了。说是改成超市。路边新树的两块红色的矩形广告牌,上都有一家企业的CI标识——大概是铜化集团的。牌上的文字是“三要,五心”。三要——要感恩,要服从,要奋斗;五心——有忠诚心,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有团结心,有奉献心。这些文字,整得象西方某宗教教义似的。
    头发灰白的老汉说自己是航道局的退休工人,退了6年了。退休时,2400多元,一直也没涨。他有一儿一女。儿子1976年出生的,也在航道局工作。因为儿子是本单位技校毕业的,在武汉上的学。女儿大学毕业,现在市环保局工作。
    头发灰白的老汉说自己是湖北人,是黄岗地区蕲春人。属鸡的,67岁了。1964年参军,工程兵,部队在河南。退伍分到南京晨光机械厂——一家兵工厂,在雨花台那儿,就是307厂。1970年,周总理有封信——要解决各地的“牛郎织女”问题。我就从307厂调到了下关的长江航道局。航道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管。三年之后,本系统内好调动,就从南京调到了上游的安庆航道站,离老家湖北的蕲春近多了。
    1991年羊山矶建铜陵长江大桥,为了配合,安庆航道局就调一部分人来铜陵支援,我从安庆来到了铜陵。我们单位人不多,就几十人。我们家属宿舍就一栋楼。你看,港务局大楼南侧那个楼,就是我们航道局的家属楼。就二十来户。
     这个老师傅。湖北口音很重,有的话语,我能听懂;有的话语,我就听不懂。他说:长江上航行了一百多年的大轮,是2002年10月国庆节后停航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国庆节我儿子结婚,湖北蕲春老家的亲戚是乘下水大轮到铜陵来的;国庆节后,老家的亲戚们返回时,乘坐的大轮是上海到汉口的最后一班大轮。之后,上海到汉口的大轮就停开了。
    港口候船大厅里,现在是铜化集团的外运的成品仓库,摆满了六国牌化肥。
    我问他,眼下我们这儿的江水水位,有十二米吧?他说,不止,有二十多米。深的有二十多,也有十多米的。我明白了,他讲的不是江水水位,而是长江这儿航道的水深。
    老汉说,我们要经常在铜陵这段江面上换航标灯的。现在都换成太阳能的了,省事多了。《航标兵之歌》,会唱,早些年经常唱,现在忘差不多了。006066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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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25 15:31 | 只看该作者

我第一个职务是当闾长——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一

    这辈子,我的第一个职务是当闾长,在盐船沟那儿。
    盐船沟——是长江边的一条小河汊。风浪大了,江上的运盐的船就拐进这条河汊来避风。窄窄的,入江口也就十多米宽,所以称之为沟。我家在沟东一个叫合埂头的地方。合埂头在太平街北边,有8里路,离县城则有二十多里。
南边犁桥钟到江边的盐船沟,有一条南北向七里长的圩埂,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都称之为七里埂。七里埂北头与沿江的万丰圩埂联接处的那个小村子,就被老百姓称作合埂头。从曾祖辈开始,我家就住在盐船沟旁这个小村子里。
    1949年4月大军过江前,国民党对社会的管理实行保甲制。盐船沟一带属民和乡,合埂头这个小村子属安南保第四甲。大军过江后,1949年10月铜陵县废保甲改为村闾。安南保改为红庙村,我家那儿改为第四闾。一个闾有三四十户人家,上百人口,相当于以后生产队的规模。当时全县有171个村、1429个闾。
    土改时,我家中就两亩多田,两间破草房,划为贫农。家中三口人,父亲,我,还有个童养媳。童养媳是两岁到我家来的,比我大5岁。过去我们民间有“转怀”的习惯。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日本鬼子正猖狂时,我母亲发高烧没钱治。我母亲生育了五男二女,就成活了一儿一女。土改前,我妹妹出嫁了,所以,土改时我家就三口人。土改后与这个童养媳解除婚姻了。后来找的妻子,比我小5岁,也是沿船沟人。她是土改代表。我俩开会认识的,我是土改工作队员。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日本鬼子正猖狂时,我母亲发高烧没钱治。我母亲生育了五男二女,就成活了一儿一女。土改前,我妹妹出嫁了,所以,土改时我家就三口人。
    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就在村里上过一年冬学。
    大军过江后,我就在村里搞农会搞民兵。那是1949年6月。
    1950年,盐船沟那一片改为姚湾乡,就5个村子,红庙村是其一。那年九月,姚湾乡搞起了土改,我是乡土改工作队的队员。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我们铜陵搞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土改,是1950年9月开始,到1951年10月结束的。
    我本人参加过两次土改。我先参加了全县在西湖的土改试点,然后回到红庙村搞土改。开始时,土改进行不下去。白天分给农民的财物,晚上农民就给地主送回去了。许多农民怕!
    怎么办呢?经过研究,上级决定“土地改革,必须与镇压反革命相结合”,否则土改是进行不下去的。于是就一边搞土改,一边镇压反革命。那年镇压了不少反革命份子。西湖枪毙6个,红庙枪毙了2个。红庙村有个大地主叫吴少峰,恶霸地主,枪毙了。圩区被枪毙的有几十个。这些人都是反革命骨干分子,都有血债。日本鬼子时或国民党抓壮丁时有血债。没有血债,是不会杀他们的。土改中,每个区都有个法庭。区委书记当审判长,土改工作队长是副审判长。
    土改时,盐船沟那儿属汀洲区-姚湾乡。姚湾乡,就5个村子,我们红庙村是其一。红庙村不小,临解放有五六百人口,地主有好几十。解放前,属安南保,保长有二个,一个姓汪中奎,一个姓钟。王中奎跟国民党军队跑掉了,后来死在外面;姓钟的,现在还活着,比我大两三岁。
    土改过后,作为姚湾乡民兵指导员的我,被抽到县公安局当侦察员。当时县公安局侦察队长是唐英。唐英是河南人,自小流浪,流浪到铜陵顺安镇,被一唐姓人家收养,所以就姓了唐。长大后,唐英就参加了在铜陵一带抗日的皖南支队。抗战胜利后随皖南支队北撤。大军过江后,回到铜陵,在县公安局当侦察队长。没两年,小乡并大乡,七里埂西面的七个小乡,则并成为太平乡;七里埂东面的三个小乡并成和平乡,唐英当了和平乡的指导员。(1953年之前,铜陵全县本来有78个乡;徐世达当县长,就将本属于繁昌县的上永乡、下永乡要到铜陵来了,铜陵就有了80个乡。徐世达家在永丰那儿)。
    侦察员干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县团委当农工部副部长,县团委书记程永达。干了一段日子,我感到自己没啥文化,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回到乡里工作。
    我第一次走出铜陵,是在1956年二月,去省城合肥参加青年团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铜陵去了3个代表。一个是当时团县委书记(如今市政协秘书长程辉的父亲),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大通镇一个工人。我们是从和悦洲坐大轮去的芜湖,然后过江,走裕溪口乘火车去的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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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30 17:34 | 只看该作者

  大牛 ——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二


     1975年, 煤矿卫生所分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记得姓DAI. 面容端秀, 神态安祥. 言谈举止,明显与矿上女工女孩不同。
    男人占大多数, 是所有煤矿的通况.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就造成了青年矿工婚姻困难.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一些矿工到了结婚年龄. 环顾四周, 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姑娘,早有捷足先登者了。到那找对象去呢? 矿工一过二十四五岁,就有点恐慌——到那找对象去呢?  天上突然掉下个"年青漂亮的女医生",能不让一些青年矿工兴趣昂然吗!有个叫大牛的小伙子, 顿时也想入非非.天天往卫生所跑, 嘻皮笑脸坐到女医生跟前, 挠首弄姿, 或是倾诉,或是默默的瞅着女医生.搅尽脑汁以图博得女医生的好感.

    那时,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开始走红,杨春霞扮演的女主角名柯湘之发型,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一些眼眶不低的女子,无论是待嫁还是已嫁,也就留起了"柯湘头".煤矿新来的女医生,当时就是"柯湘头".

    "柯湘头"在卫生所当班坐疹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边听就疹者诉说病情,边些处方.就疹者没说完呢,她就将开好的处方或病假条,扖到了就疹者面前。然后,不管对方再说什么,就面无表情地说:"下一位"。没有多少矿工,被她正眼瞅过。一群群的煤黑子,她怎么能放在眼里。

    大牛这个小伙子,个头不高,但长得还可以,眉清目秀的。他是矿上老牛师傅的儿子.我与老牛师傅同在一风井开过年把的水泵.大牛当时已招了工,在三连(运输队)井下推车.大牛,比我小四五岁的样子,女医生到矿时,大牛大概是20岁出头.不知怎搞的,女医生来矿没多久,大牛就迷上了她.

    那时,矿上姑娘极少.一旦有新分配来矿的姑娘,有些矿工就会象蜜蜂围着鲜花似的,转来转去。供求关系严重失衡,需求者谁不心焦?煤矿长大的大牛,早已认清自己在婚姻大事上的严峻形势.于是小DAI医生来矿后,他就搅尽了脑汁去追求.这本来很正常.婚姻大事,文革中虽不讲究门当户对,但男女总要讲个般配--双方文化程度,职业岗位,家庭状况总要衡量衡量,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基本"条件"要大致相当.可怜的大牛,竟然将当时婚姻的基础,丢在脑后,一门心思去追求小DAI医生,真可谓是擀面杖吹火!

    没多久,好象就两三年吧,小DAI医生就调回安庆去了。而大牛则神经错乱了。渐渐成了一个全矿人人皆知的花疯子。 矿上大人小孩都躲着他。 他成天言语怪诞,不停的自言自语。 多次送到店门口的精神病院,也没治好。

    一个可怜的年青矿工, 就这样成了神经病。 当时的煤矿, 没有人开导他。 他的人生,就这样糟蹋了。 这也是人生。199年夏煤矿闭坑后,不知大牛可好些了。

     实际上,令矿上男人胡思乱想的,何止大牛一个?有个人曾告诉我:我的师傅也痴心于这个女医生。我觉得是胡说八道。因为我师傅,当时已经60多岁了。但是这个人说,是真的,女医生调往安庆后,老头子还到安庆去找过她呢。世间,有摄男人魂的女人,有令男人不能自持的女人。此事,难说。

    天底下,本来不相信,本来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后来不是都一一出现了吗?一个上海老男人,为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子着迷,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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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04 17:34 | 只看该作者


我是从海军转业到铜陵来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三


    W矿长说:我是从海军转业到铜陵来的。
    说着,他转身进到东屋,将自己1952年的军校毕业证书和一张东海舰队颁发的立功证书,找了出来,供我照相。他说在海军6年多。
    W矿长说,我是湖南人,与雷锋是老乡,都是长沙西面的望城县人。1958年4月来天坪山区,一直干到退休。80多岁了的W矿长,有些耳聋。我就听他聊:
    解放前夕,我在衡阳铁路职工子弟学校上学。之所以能进这所学校,靠的是我叔叔的关系,叔叔在衡阳铁路上干事。家里穷,父亲去世早,老母亲带着我们。1950年元月,我参了军,先是被部队派到武汉四野办的“中南军区通信学校”学习了一年多。分配时,我们毕业的学员都到北京,由总参谋部分配。同学们分到空军的,坦克兵的,炮兵的,各个军兵种都有。我则分到了华东海军第五支队。后来是东海舰队的第五支队。
    1955年年初解放一江山岛时,我在指挥艇615艇上。张爱萍将军就在我头顶上面指挥。615艇是一艘日本舰艇,不大,解放后我们在甲板上加装了炮。
    我在东海舰队6年多。1957年犯了个错误。有天在舰上值班,带着耳机坐在电台前,电台台长来到身后时我不知道。台长双手突然摘下我的耳机,放到自己耳旁一听,耳机里传出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虽说当即没被开除军籍,但被关了禁闭。反复审查几个月后,我就被转业了,分派到安徽省安庆地区来工作。
    东海舰队与我同时转业来安庆的谢仁生、林保生我们几人,是1958年4月16日从上海16铺码头乘大轮来安庆的。4月16日那天,大光明电影院第一次放映宽银幕电影。下午二点的大轮,电影是一点钟开映,我们只看了半个小时,就赶忙离开大光明电影院往十六铺码头去上船了。
     到了安庆后,地委组织部是将我与谢仁生俩人分到贵池县工作。正要离开安庆去贵池,听说了省委曾书记下令筹备开采古镇大通旁的煤田,还要从江边往矿区修建铁路,又是省属单位。战友林保生说:我们去古镇大通好了。我也搞不清,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跟着林保生返回地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改派到皖南大通煤矿筹备处来。 组织部按我们的要求,就将我们改派了。之后我就与谢仁生乘小轮来了大通。林保生这家伙却一直也没有来。
    谢仁生,军舰上搞机电的,到了矿也搞机电,后调到上海;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联系的。1958年春天,“皖南大通煤矿筹备处”,设在古镇共和街上。古镇往码头粮库那儿叫下街,祠堂河这儿叫上街。筹备处在街道宽变窄之处,油纸伞作坊与渔业社之间。筹备处租了一座旧两层楼房办公,下去百十米就是小书店,小书店对面是公安派出所,邮局。我告诉他,如今到古镇,已寻不到当年筹备处的房子了,油纸伞作坊只剩屋框木架及两堵残破的墙壁了。
    W矿长说:我初到董店时,还没实行人民公社。大通煤矿筹建的(西矿)第一口矿井的位置,位于董店乡长冲农业合作社叫着岭头村。井口就在五峰山下的山脚上。那儿住有16户农民。乡政府一宣布,16户农民就从自家居住了几辈子的老屋搬走了。井口北面紧挨着长龙山。翻过长龙山顶,江村就坐落在山北凹里。建井人员大都住在西江村,筹备处在那儿建了两排简易棚子,我们就住在棚子里。食堂在江村,打了饭,就都蹲在地上吃。鸡啊狗啊,在我们身旁跑来跑去的。天天傍晚,就在村口那池塘洗澡。
   
    那年六月底去淮南李二矿学习,我也去了。但学了两个多月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9月中旬,毛主席不是到安庆视察吗?安庆地委向省里索要大通煤矿。省里同意了安庆专区的要求,那些重工业厅的干部,刘剑他们要撤回淮南去。于是有几个人就提前离开李二矿,返回江南来接管大通煤矿筹备处的管理。

    何工程师,先是与打字员小陶谈的。后来在瓦斯爆炸中死里逃生,养伤治疗期间,才与如今的老婆相识相爱的。他是从淮南磷肥厂来的。
    在煤矿一直干到退休。四个孩子,都很争气。三男一女,对,对,大的是个姑娘,叫“大毛子”;二的叫“二孬子”,现在他家在南京;三的,白白净净,身材像我,皮肤像他妈妈;还有个“小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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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14 15:04 | 只看该作者


“人死了,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四


     11点45 天空晴雨不定,一会儿阳光照耀,一会儿飘下细雨。古镇0800发布的大江水位是11.59。
     在永和渡口的趸船上,就拍了一张照片。对准滔滔江水面对岸的渡口,拉近镜头,拍了一张。
     细雨时紧时疏。古镇狭窄的小街道上,排起两长溜菜筐。菜筐里或是整整齐齐尺把长的翠黄瓜,黄瓜顶端还都带又黄花,或是凸出筐沿的紫茄子,绿茄子。紫茄子便宜,仅0.6元/斤;绿茄子价格贵1.1元/斤。而黄瓜也就0.4元/斤.还有长豆角子,三四尺长的大东瓜,团团的黄南瓜。最贵的是细长的白菜,1.5元/斤。菜筐后,是两长溜男女菜农。细雨中,他们很少撑伞。头发脸上都流着水,雨水掺杂着汗水,他们渴望着有人能买他面前的蔬菜。

    江水退后的共和街面上,大多处还泥泞,顺着共和街南行过了祠堂河闸口,河堤上,就更是一汪汪的泥水。走到土地庙这儿,太阳竟闪出来已会儿。前面一瘸一拐走着个拐杖的老翁。走到并排了,缓步与他同行,我问老翁可是去“大士阁”庙里。带白色草帽的老翁说:我是回家,我家在大桥西面的大同村。
    老翁笑着说:我姓钱,可是穷了一辈子。今年84岁了。家中还有个躺在床上的烧锅的,烧锅的快不行了。老翁说到老妻,皱纹满脸的他,神情有些凄凉,轻声地说“人死了,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
    我俩缓缓走到牌坊下,雨紧了。两人都停下脚步,他肩膀倚在牌坊西侧石坐上,与我聊。堤上是条水泥路,水泥路从新镇邮电所门前通到大桥处的大士阁。堤路边,挺拔的芝麻绿棵上,一层层正开着白花。
    过了牌坊,河堤两边都是水。堤东水面辽阔,水面一直延展到蜈蚣山麓。半个世纪前存在过几百年的上水桥,下水桥,就在水荡东北蜈蚣山下。
    老翁说:上水桥,下水桥,都是下江拜佛人所修建。本来下江人朝九华,古镇上岸后,就从大大士阁顺着青通河,走向青阳,去上九华。下半年青通河里水小,行不得船,就沿着一条石板路,往青阳县的童埠走。
    大大士阁在蜈蚣山西麓。信男善女离了大士阁,踏上去青阳的路途,沿青石板路走到蜈蚣山东北的一截路段,地势地洼,冬春之际也常常积水。于是富有的信男善女就捐资修了两座石板桥,一座叫上水桥,一座叫下水桥。
    我问上水桥下水桥在何处?钱翁抬手指了指水荡斜对面,就在水那边。那两座桥,也通到牌坊头。几十年前,顺安董店那儿的人,走旱路到大通,都是要经过下水桥的。
    上世纪50年代末还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就毁坏消失了。1957年,人民公社前,还是小社时,去董店天坪山那儿开中矿开西矿的人,都是从大通穿过共和街,从这河堤步行穿过江滩,走过下水桥,到牌坊头,然后去的董店,天坪山的。
    老翁指着身旁流淌着的河水,说:这条河(青通河)东边公路那边的山,则叫鸡公山。大庙(大士阁)南边那个大桥,修好没多少年。大桥到梅埂,20里不止。到毛坦有十五里。到童埠也就十几里路。
    我们大同村,属贵池。没建这座大桥之前,来大通街上买东西靠摆渡。有两个渡口。日本人修的吊桥早就毁掉了。日本人把大士阁占了,住上一个营的鬼子。菩萨脚下架起机关枪。他们要控制住这口子。日本鬼子,人多坏啊。烧了我们多少房子。
    大桥到梅埂,20里不止。到毛坦有十五里。到童埠也就十几里路。
    这河西边,我们大同那片,原先就一个保,先在分成两个保了。解放前,梅埂乡也只不过四个半保。现在,几十个保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匪”。
    现在政策好,家家都不缺吃的。要讲没得吃,就只怪自己了。粮食有的吃。零花钱,儿女给一些。

     (牛年-08-09 12: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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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15 12:48 | 只看该作者

真情感人,文笔倒是次要的了。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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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30 14:50 | 只看该作者

浙江人头脑,是比安徽人灵活——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五

    顺着湖中长堤缓缓北去,后面有人连喊两声“Z工”。
    我转脸,是前些天在天井湖边认识的老赵,他住在园林新村。
    赵师傅,属小龙的,运机厂退休职工。老伴到上海去儿子家带孙子去了。他孤身一人在铜陵,天天都到天井湖畔来转悠。
    几次闲聊后,我得知——他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大儿是1973年出生,高中毕业就没上学了。大儿媳,是黄山歙县人,家在歙县城里,离八字牌坊就两里路。小儿是1975年出生,小媳妇是老电影《黑山阻击战》,辽宁黑山那儿人。
    我说,今年夏天不算热,1988年8月里,热啊。
    他说,2003年也热,非典那年。我正在浙江永康打工。桌子,摸上去都是热的。
    赵师傅说:“在永康那儿,我是在一家用小电器干,干有两年。我在浙江几个地方打过工,玉环也干过,玉环虽说是海岛,那儿的人不捕鱼,他们也办厂。浙江人,头脑就是与我们不一般的。他们家里都供奉着财神爷,天天上香;每个村口都有土地庙。”
    当地农民办厂,我问——你们懂吗?这农民说,我不懂,所以我花钱把你们请来,你们懂啊,你们来了帮我做事,你们挣到钱,我也就挣到钱了。浙江农民的头脑比我们灵活。
    浙江人,头脑是比我们安徽人,灵活。
    浙江人不仅比安徽人头脑灵活,江苏人也顶不上的。我们铜陵人的头脑,比前些年要开放多了。前些年,不是有“铜呆子”的说法吗。
    台州那儿,家家信奉财神爷,男女老少信奉财神爷,做梦都想着怎么发财。他们有信仰,所以能赚到钱,
    台州的玉环——坎门镇那儿,海水也不干净的,与我们这儿的江水差不多,黄黄的。哪能见到蓝色的海水。
    台州那儿许多地名,都带“门”字,不知为什么?
    当地人以出海打渔为生。离海边多远呢,风中都是鱼腥味,到当地人家里去,里面也是海腥味。当地人几乎不烧晚饭,都是在外面吃,街边尽是大排档。问他们为何不烧了吃?他们说:明天出海,还不知能不能回来呢。他们认为:先吃一顿,吃最实惠。
    他们很多人家都不种地,不打渔,办厂,我打工所在的是家电动工具厂。那儿有不少安徽人在那儿打工。安徽许多厂子都垮了,不外出打工怎么行?
    这两年,身体差些了,在外面干不下来了。就回来了。
    好在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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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8 14:43 | 只看该作者

男怕娶错妻——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六


    女怕嫁错郎,男怕娶错妻
    马年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上林苑北侧山麓上一簇簇火红的杜鹃花盛开。一个老妇人从社区办门前路上缓缓走过,门前地坪上闲话的老工友们,聊起了一个青阳妇人。
    多年来,铜官山南边有几家煤矿,岭头煤矿是其一。岭头煤矿的几个老矿工说,我们忍耐性最好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在岭头一矿,一个是在岭头二矿。岭头一矿的那个男子叫高玉生,岭头二矿的那个男子叫钱保军。几十年过去了,老矿工们闲聊起来,都不能不佩服两个男子汉的忍耐心。这两人的“烧锅的”(皖江两岸乡间对家中老婆的的称谓)有个相同的嗜好——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不停地给老公换帽子戴,但帽子的颜色是百帽一色,统统是绿色,浅绿、翠绿、深绿、豆绿、草绿、军绿……反正都是绿色的帽子。但这两个男子都是一忍再忍,对“烧锅的”给自己头顶卡上的帽子,一般是不当事儿的。
    岭头一矿的高玉生,安庆人,相貌堂堂,皮肤白白,长得不差。他是1960年8月从安庆来到岭头一矿的,当是矿上正在修铜家店到岭头矿的公路,他来矿后就在财务科当会计。同时一道来了三个人,1962年下马时,另两个人都又调回安庆了,而高玉生没有走。高为啥留下了呢?一个外号叫“华侨”的工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原来“华侨”的老婆是岭头山南的青阳人,他老婆家中还有个18岁的妹妹。“华侨”看高玉生还没成家,各方面且不错,与老婆商量一番后,就把18岁的姨妹从青阳县唤到岭头煤矿来,介绍给高玉生。
    “十八的姑娘一枝花”,20岁刚出头的高玉生,与“华侨”姨妹一见面,就被这枝花儿而迷住了,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所以一同来煤矿的两个伙伴回安庆时,温柔乡中的高玉生就乐此不疲,乐而不返,留在岭头一矿。文革前的1965年,高玉生被送到省城学习财会。文革开始后回矿,接任财务科主办会计,直至后来调到矿务局搞计划工作。1973年岭头一矿政工科长调到矿务局搞行政总务,高玉生则从矿务局去岭头一矿接任政工科长,后当了岭头一矿的副矿长。
    “华侨”姨妹这个青阳女,性格强强的,不仅什么事都要站上风,还有个偏好——喜欢小伙子,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喜欢“小鲜肉”,招得一些男人如蝴蝶如蜜蜂一般围着她转悠。可她的左邻右舍,可就有些吃不消了——既讨厌她又怕她。在家里,她也是强强的,大事小事,高玉生都是让着她,高觉得她毕竟给自己养了两个儿子。
    高玉生这个青阳老婆,80年后在矿里开了个小店,把运输队的一个青年矿工,请来帮她照应店里的生意,两人就勾搭成奸。有时,高玉生去外出差,她就把那个矿工唤到家里来。
    一天那个青年矿工进了她家,她就把小儿子赶出门,然后关上门,俩人在床上快活一番。她小儿子就在窗口趴着朝屋内看,小儿子当时就十一二岁,个头不高,看不清,就搬了块石头到窗口,跐着脚下的石头朝里瞧。一不小心,石头被跐翻了,小儿子从石头上“卟咚”摔倒了。屋内的两个正忙着快活的男女被惊,那妇人从窗口探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小儿子。妇人气得要死,套上裤子,开门就去打自己儿子。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小儿子,赶忙就跑。这个妇人就追着打。晚间,妇人老公回到家来,问是咋回事?为啥事打儿子,那妇人,一巴掌扇到老公的脸上,老公急忙跑出家躲避,气急败坏的这个青阳妇人,追出去打老公,边追还边叫嚷不停。黑夜里,矿上的左邻右舍就说,真象日本鬼子进村了似的。
    岭头煤矿的上级得知此事后,就将高玉生老婆的那个姘头,调到岭头二矿去了。对此,那个青阳妇人十分生气,她坚决要求与高玉生离婚。高玉生求她,看在两个儿子的份上,不要离婚。但那个青阳妇人,气焰嚣张,非离不可。离婚后,高玉生只好调离了煤矿。
    高玉生到了新单位,年富力强,又很能干,很快友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重组了家庭。高的晚年很是幸福。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男人,有不争气的;女人,也有不守妇道的。俗话说:女怕嫁错郎。其实,男子汉也怕娶错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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