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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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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5 09:24 | 只看该作者

属羊86岁,鬼子来了我10岁,大军过江我快20了,根据这些信息,华大爷应该是31年生人。让我不解的是,作者何以在“ 2011年4月29日于湖堤”得知今年或去年华大爷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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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5 12:32 | 只看该作者

呵呵!大圣读得仔细。
回答大圣之疑惑“让我不解的是,作者何以在“ 2011年4月29日于湖堤”得知今年或去年华大爷86岁?”
上面这华老先生的讲述的时间——是2011年4月29日。故标明于稿尾。
今年我86了——是在下笔误。谢谢大圣指谬。
 
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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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6 20:37 | 只看该作者

“官场上,有善良正派人,也有“武大郎”,还有比武大郎歹毒的人呢。人生几十年,真不容易啊。”
    比喻失当!
    武大郎在人们心中是善良、受害者的形象,与“歹毒”压根扯不上边。如果讲述者以武大郎的人小及外貌来形容官场之上的小人和丑陋,那更是谬之千里!形似而神不至,这样的比喻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人小和小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相貌丑陋与官场丑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徐才厚倒是相貌堂堂,其一句:“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而使中国人家喻户晓其小人作派及官场丑陋。
    讲述者调侃武大郎的人小和外貌来达到隐喻官场的效果,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不知wu兄感觉然否?
    记述者如何处理这些失当的比喻倒是wu兄须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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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9 12:11 | 只看该作者

长江上大轮是2002年国庆节后停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前面两个六十八)

    儿童节过后,一天比一天热了。
    横港码头。
    朝南走了十来步——想走到大桥,再乘709路回市区。走了没多少步,想想还是返身往北走——乘701或707路原路返回吧。
    走到铜陵港务局大楼前,只见大楼门前空地上,隔不了两步,摆了一尊尊五十公分见方、高八十公分的大红礼花炮。大红礼花炮,摆成大半圆弧。礼炮圆弧内,几个男人在地上扯开长长的红鞭炮。港务局大楼门左侧,一竖长牌子蒙着红绸。
    这么大的阵势,要庆贺什么?我问路边正朝楼门口张望的两个妇人。一个妇人说:你看不到?是挂牌仪式。我还是不解——什么单位挂牌?怎么那么有钱?买了这么多礼花鞭炮来放?
    身后一个声音传来:“我数了一圈,大雷炮有70多方”。我转脸,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汉。我想,一尊大雷炮起码要百十元钱。这些鞭炮礼花,少说也得花一万元以上。“奢侈!”“真浪费”“真糟蹋钱”之类的话语,不时从路过的行人口中吐出。
    路人说,红绸蒙着的牌子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归铜化集团了。
&nbsp  “铜陵港”是701、707路终点站。本来两路公交车驰到港务局前,就右拐进入候船大厅前的广场,转圈掉头靠在港务局右前方的路边,让乘客上车。
    五月份以来,拐入候船大厅广场路口被封拦了。公交车就在路上掉头。候船大厅内外正在装修。外墙已刷白了。说是改成超市。路边新树的两块红色的矩形广告牌,上都有一家企业的CI标识——大概是铜化集团的。牌上的文字是“三要,五心”。三要——要感恩,要服从,要奋斗;五心——有忠诚心,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有团结心,有奉献心。这些文字,整得象西方某宗教教义似的。
    头发灰白的老汉说自己是航道局的退休工人,退了6年了。退休时,2400多元,一直也没涨。他有一儿一女。儿子1976年出生的,也在航道局工作。因为儿子是本单位技校毕业的,在武汉上的学。女儿大学毕业,现在市环保局工作。
    头发灰白的老汉说自己是湖北人,是黄岗地区蕲春人。属鸡的,67岁了。1964年参军,工程兵,部队在河南。退伍分到南京晨光机械厂——一家兵工厂,在雨花台那儿,就是307厂。1970年,周总理有封信——要解决各地的“牛郎织女”问题。我就从307厂调到了下关的长江航道局。航道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管。三年之后,本系统内好调动,就从南京调到了上游的安庆航道站,离老家湖北的蕲春近多了。
    1991年羊山矶建铜陵长江大桥,为了配合,安庆航道局就调一部分人来铜陵支援,我从安庆来到了铜陵。我们单位人不多,就几十人。我们家属宿舍就一栋楼。你看,港务局大楼南侧那个楼,就是我们航道局的家属楼。就二十来户。
     这个老师傅。湖北口音很重,有的话语,我能听懂;有的话语,我就听不懂。他说:长江上航行了一百多年的大轮,是2002年10月国庆节后停航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国庆节我儿子结婚,湖北蕲春老家的亲戚是乘下水大轮到铜陵来的;国庆节后,老家的亲戚们返回时,乘坐的大轮是上海到汉口的最后一班大轮。之后,上海到汉口的大轮就停开了。
    港口候船大厅里,现在是铜化集团的外运的成品仓库,摆满了六国牌化肥。
    我问他,眼下我们这儿的江水水位,有十二米吧?他说,不止,有二十多米。深的有二十多,也有十多米的。我明白了,他讲的不是江水水位,而是长江这儿航道的水深。
    老汉说,我们要经常在铜陵这段江面上换航标灯的。现在都换成太阳能的了,省事多了。《航标兵之歌》,会唱,早些年经常唱,现在忘差不多了。006066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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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25 15:31 | 只看该作者

我第一个职务是当闾长——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一

    这辈子,我的第一个职务是当闾长,在盐船沟那儿。
    盐船沟——是长江边的一条小河汊。风浪大了,江上的运盐的船就拐进这条河汊来避风。窄窄的,入江口也就十多米宽,所以称之为沟。我家在沟东一个叫合埂头的地方。合埂头在太平街北边,有8里路,离县城则有二十多里。
南边犁桥钟到江边的盐船沟,有一条南北向七里长的圩埂,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都称之为七里埂。七里埂北头与沿江的万丰圩埂联接处的那个小村子,就被老百姓称作合埂头。从曾祖辈开始,我家就住在盐船沟旁这个小村子里。
    1949年4月大军过江前,国民党对社会的管理实行保甲制。盐船沟一带属民和乡,合埂头这个小村子属安南保第四甲。大军过江后,1949年10月铜陵县废保甲改为村闾。安南保改为红庙村,我家那儿改为第四闾。一个闾有三四十户人家,上百人口,相当于以后生产队的规模。当时全县有171个村、1429个闾。
    土改时,我家中就两亩多田,两间破草房,划为贫农。家中三口人,父亲,我,还有个童养媳。童养媳是两岁到我家来的,比我大5岁。过去我们民间有“转怀”的习惯。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日本鬼子正猖狂时,我母亲发高烧没钱治。我母亲生育了五男二女,就成活了一儿一女。土改前,我妹妹出嫁了,所以,土改时我家就三口人。土改后与这个童养媳解除婚姻了。后来找的妻子,比我小5岁,也是沿船沟人。她是土改代表。我俩开会认识的,我是土改工作队员。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日本鬼子正猖狂时,我母亲发高烧没钱治。我母亲生育了五男二女,就成活了一儿一女。土改前,我妹妹出嫁了,所以,土改时我家就三口人。
    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就在村里上过一年冬学。
    大军过江后,我就在村里搞农会搞民兵。那是1949年6月。
    1950年,盐船沟那一片改为姚湾乡,就5个村子,红庙村是其一。那年九月,姚湾乡搞起了土改,我是乡土改工作队的队员。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我们铜陵搞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土改,是1950年9月开始,到1951年10月结束的。
    我本人参加过两次土改。我先参加了全县在西湖的土改试点,然后回到红庙村搞土改。开始时,土改进行不下去。白天分给农民的财物,晚上农民就给地主送回去了。许多农民怕!
    怎么办呢?经过研究,上级决定“土地改革,必须与镇压反革命相结合”,否则土改是进行不下去的。于是就一边搞土改,一边镇压反革命。那年镇压了不少反革命份子。西湖枪毙6个,红庙枪毙了2个。红庙村有个大地主叫吴少峰,恶霸地主,枪毙了。圩区被枪毙的有几十个。这些人都是反革命骨干分子,都有血债。日本鬼子时或国民党抓壮丁时有血债。没有血债,是不会杀他们的。土改中,每个区都有个法庭。区委书记当审判长,土改工作队长是副审判长。
    土改时,盐船沟那儿属汀洲区-姚湾乡。姚湾乡,就5个村子,我们红庙村是其一。红庙村不小,临解放有五六百人口,地主有好几十。解放前,属安南保,保长有二个,一个姓汪中奎,一个姓钟。王中奎跟国民党军队跑掉了,后来死在外面;姓钟的,现在还活着,比我大两三岁。
    土改过后,作为姚湾乡民兵指导员的我,被抽到县公安局当侦察员。当时县公安局侦察队长是唐英。唐英是河南人,自小流浪,流浪到铜陵顺安镇,被一唐姓人家收养,所以就姓了唐。长大后,唐英就参加了在铜陵一带抗日的皖南支队。抗战胜利后随皖南支队北撤。大军过江后,回到铜陵,在县公安局当侦察队长。没两年,小乡并大乡,七里埂西面的七个小乡,则并成为太平乡;七里埂东面的三个小乡并成和平乡,唐英当了和平乡的指导员。(1953年之前,铜陵全县本来有78个乡;徐世达当县长,就将本属于繁昌县的上永乡、下永乡要到铜陵来了,铜陵就有了80个乡。徐世达家在永丰那儿)。
    侦察员干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县团委当农工部副部长,县团委书记程永达。干了一段日子,我感到自己没啥文化,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回到乡里工作。
    我第一次走出铜陵,是在1956年二月,去省城合肥参加青年团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铜陵去了3个代表。一个是当时团县委书记(如今市政协秘书长程辉的父亲),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大通镇一个工人。我们是从和悦洲坐大轮去的芜湖,然后过江,走裕溪口乘火车去的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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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30 17:34 | 只看该作者

  大牛 ——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二


     1975年, 煤矿卫生所分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记得姓DAI. 面容端秀, 神态安祥. 言谈举止,明显与矿上女工女孩不同。
    男人占大多数, 是所有煤矿的通况.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就造成了青年矿工婚姻困难.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一些矿工到了结婚年龄. 环顾四周, 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姑娘,早有捷足先登者了。到那找对象去呢? 矿工一过二十四五岁,就有点恐慌——到那找对象去呢?  天上突然掉下个"年青漂亮的女医生",能不让一些青年矿工兴趣昂然吗!有个叫大牛的小伙子, 顿时也想入非非.天天往卫生所跑, 嘻皮笑脸坐到女医生跟前, 挠首弄姿, 或是倾诉,或是默默的瞅着女医生.搅尽脑汁以图博得女医生的好感.

    那时,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开始走红,杨春霞扮演的女主角名柯湘之发型,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一些眼眶不低的女子,无论是待嫁还是已嫁,也就留起了"柯湘头".煤矿新来的女医生,当时就是"柯湘头".

    "柯湘头"在卫生所当班坐疹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边听就疹者诉说病情,边些处方.就疹者没说完呢,她就将开好的处方或病假条,扖到了就疹者面前。然后,不管对方再说什么,就面无表情地说:"下一位"。没有多少矿工,被她正眼瞅过。一群群的煤黑子,她怎么能放在眼里。

    大牛这个小伙子,个头不高,但长得还可以,眉清目秀的。他是矿上老牛师傅的儿子.我与老牛师傅同在一风井开过年把的水泵.大牛当时已招了工,在三连(运输队)井下推车.大牛,比我小四五岁的样子,女医生到矿时,大牛大概是20岁出头.不知怎搞的,女医生来矿没多久,大牛就迷上了她.

    那时,矿上姑娘极少.一旦有新分配来矿的姑娘,有些矿工就会象蜜蜂围着鲜花似的,转来转去。供求关系严重失衡,需求者谁不心焦?煤矿长大的大牛,早已认清自己在婚姻大事上的严峻形势.于是小DAI医生来矿后,他就搅尽了脑汁去追求.这本来很正常.婚姻大事,文革中虽不讲究门当户对,但男女总要讲个般配--双方文化程度,职业岗位,家庭状况总要衡量衡量,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基本"条件"要大致相当.可怜的大牛,竟然将当时婚姻的基础,丢在脑后,一门心思去追求小DAI医生,真可谓是擀面杖吹火!

    没多久,好象就两三年吧,小DAI医生就调回安庆去了。而大牛则神经错乱了。渐渐成了一个全矿人人皆知的花疯子。 矿上大人小孩都躲着他。 他成天言语怪诞,不停的自言自语。 多次送到店门口的精神病院,也没治好。

    一个可怜的年青矿工, 就这样成了神经病。 当时的煤矿, 没有人开导他。 他的人生,就这样糟蹋了。 这也是人生。199年夏煤矿闭坑后,不知大牛可好些了。

     实际上,令矿上男人胡思乱想的,何止大牛一个?有个人曾告诉我:我的师傅也痴心于这个女医生。我觉得是胡说八道。因为我师傅,当时已经60多岁了。但是这个人说,是真的,女医生调往安庆后,老头子还到安庆去找过她呢。世间,有摄男人魂的女人,有令男人不能自持的女人。此事,难说。

    天底下,本来不相信,本来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后来不是都一一出现了吗?一个上海老男人,为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子着迷,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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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04 17:34 | 只看该作者


我是从海军转业到铜陵来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三


    W矿长说:我是从海军转业到铜陵来的。
    说着,他转身进到东屋,将自己1952年的军校毕业证书和一张东海舰队颁发的立功证书,找了出来,供我照相。他说在海军6年多。
    W矿长说,我是湖南人,与雷锋是老乡,都是长沙西面的望城县人。1958年4月来天坪山区,一直干到退休。80多岁了的W矿长,有些耳聋。我就听他聊:
    解放前夕,我在衡阳铁路职工子弟学校上学。之所以能进这所学校,靠的是我叔叔的关系,叔叔在衡阳铁路上干事。家里穷,父亲去世早,老母亲带着我们。1950年元月,我参了军,先是被部队派到武汉四野办的“中南军区通信学校”学习了一年多。分配时,我们毕业的学员都到北京,由总参谋部分配。同学们分到空军的,坦克兵的,炮兵的,各个军兵种都有。我则分到了华东海军第五支队。后来是东海舰队的第五支队。
    1955年年初解放一江山岛时,我在指挥艇615艇上。张爱萍将军就在我头顶上面指挥。615艇是一艘日本舰艇,不大,解放后我们在甲板上加装了炮。
    我在东海舰队6年多。1957年犯了个错误。有天在舰上值班,带着耳机坐在电台前,电台台长来到身后时我不知道。台长双手突然摘下我的耳机,放到自己耳旁一听,耳机里传出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虽说当即没被开除军籍,但被关了禁闭。反复审查几个月后,我就被转业了,分派到安徽省安庆地区来工作。
    东海舰队与我同时转业来安庆的谢仁生、林保生我们几人,是1958年4月16日从上海16铺码头乘大轮来安庆的。4月16日那天,大光明电影院第一次放映宽银幕电影。下午二点的大轮,电影是一点钟开映,我们只看了半个小时,就赶忙离开大光明电影院往十六铺码头去上船了。
     到了安庆后,地委组织部是将我与谢仁生俩人分到贵池县工作。正要离开安庆去贵池,听说了省委曾书记下令筹备开采古镇大通旁的煤田,还要从江边往矿区修建铁路,又是省属单位。战友林保生说:我们去古镇大通好了。我也搞不清,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跟着林保生返回地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改派到皖南大通煤矿筹备处来。 组织部按我们的要求,就将我们改派了。之后我就与谢仁生乘小轮来了大通。林保生这家伙却一直也没有来。
    谢仁生,军舰上搞机电的,到了矿也搞机电,后调到上海;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联系的。1958年春天,“皖南大通煤矿筹备处”,设在古镇共和街上。古镇往码头粮库那儿叫下街,祠堂河这儿叫上街。筹备处在街道宽变窄之处,油纸伞作坊与渔业社之间。筹备处租了一座旧两层楼房办公,下去百十米就是小书店,小书店对面是公安派出所,邮局。我告诉他,如今到古镇,已寻不到当年筹备处的房子了,油纸伞作坊只剩屋框木架及两堵残破的墙壁了。
    W矿长说:我初到董店时,还没实行人民公社。大通煤矿筹建的(西矿)第一口矿井的位置,位于董店乡长冲农业合作社叫着岭头村。井口就在五峰山下的山脚上。那儿住有16户农民。乡政府一宣布,16户农民就从自家居住了几辈子的老屋搬走了。井口北面紧挨着长龙山。翻过长龙山顶,江村就坐落在山北凹里。建井人员大都住在西江村,筹备处在那儿建了两排简易棚子,我们就住在棚子里。食堂在江村,打了饭,就都蹲在地上吃。鸡啊狗啊,在我们身旁跑来跑去的。天天傍晚,就在村口那池塘洗澡。
   
    那年六月底去淮南李二矿学习,我也去了。但学了两个多月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9月中旬,毛主席不是到安庆视察吗?安庆地委向省里索要大通煤矿。省里同意了安庆专区的要求,那些重工业厅的干部,刘剑他们要撤回淮南去。于是有几个人就提前离开李二矿,返回江南来接管大通煤矿筹备处的管理。

    何工程师,先是与打字员小陶谈的。后来在瓦斯爆炸中死里逃生,养伤治疗期间,才与如今的老婆相识相爱的。他是从淮南磷肥厂来的。
    在煤矿一直干到退休。四个孩子,都很争气。三男一女,对,对,大的是个姑娘,叫“大毛子”;二的叫“二孬子”,现在他家在南京;三的,白白净净,身材像我,皮肤像他妈妈;还有个“小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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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14 15:04 | 只看该作者


“人死了,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四


     11点45 天空晴雨不定,一会儿阳光照耀,一会儿飘下细雨。古镇0800发布的大江水位是11.59。
     在永和渡口的趸船上,就拍了一张照片。对准滔滔江水面对岸的渡口,拉近镜头,拍了一张。
     细雨时紧时疏。古镇狭窄的小街道上,排起两长溜菜筐。菜筐里或是整整齐齐尺把长的翠黄瓜,黄瓜顶端还都带又黄花,或是凸出筐沿的紫茄子,绿茄子。紫茄子便宜,仅0.6元/斤;绿茄子价格贵1.1元/斤。而黄瓜也就0.4元/斤.还有长豆角子,三四尺长的大东瓜,团团的黄南瓜。最贵的是细长的白菜,1.5元/斤。菜筐后,是两长溜男女菜农。细雨中,他们很少撑伞。头发脸上都流着水,雨水掺杂着汗水,他们渴望着有人能买他面前的蔬菜。

    江水退后的共和街面上,大多处还泥泞,顺着共和街南行过了祠堂河闸口,河堤上,就更是一汪汪的泥水。走到土地庙这儿,太阳竟闪出来已会儿。前面一瘸一拐走着个拐杖的老翁。走到并排了,缓步与他同行,我问老翁可是去“大士阁”庙里。带白色草帽的老翁说:我是回家,我家在大桥西面的大同村。
    老翁笑着说:我姓钱,可是穷了一辈子。今年84岁了。家中还有个躺在床上的烧锅的,烧锅的快不行了。老翁说到老妻,皱纹满脸的他,神情有些凄凉,轻声地说“人死了,就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
    我俩缓缓走到牌坊下,雨紧了。两人都停下脚步,他肩膀倚在牌坊西侧石坐上,与我聊。堤上是条水泥路,水泥路从新镇邮电所门前通到大桥处的大士阁。堤路边,挺拔的芝麻绿棵上,一层层正开着白花。
    过了牌坊,河堤两边都是水。堤东水面辽阔,水面一直延展到蜈蚣山麓。半个世纪前存在过几百年的上水桥,下水桥,就在水荡东北蜈蚣山下。
    老翁说:上水桥,下水桥,都是下江拜佛人所修建。本来下江人朝九华,古镇上岸后,就从大大士阁顺着青通河,走向青阳,去上九华。下半年青通河里水小,行不得船,就沿着一条石板路,往青阳县的童埠走。
    大大士阁在蜈蚣山西麓。信男善女离了大士阁,踏上去青阳的路途,沿青石板路走到蜈蚣山东北的一截路段,地势地洼,冬春之际也常常积水。于是富有的信男善女就捐资修了两座石板桥,一座叫上水桥,一座叫下水桥。
    我问上水桥下水桥在何处?钱翁抬手指了指水荡斜对面,就在水那边。那两座桥,也通到牌坊头。几十年前,顺安董店那儿的人,走旱路到大通,都是要经过下水桥的。
    上世纪50年代末还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就毁坏消失了。1957年,人民公社前,还是小社时,去董店天坪山那儿开中矿开西矿的人,都是从大通穿过共和街,从这河堤步行穿过江滩,走过下水桥,到牌坊头,然后去的董店,天坪山的。
    老翁指着身旁流淌着的河水,说:这条河(青通河)东边公路那边的山,则叫鸡公山。大庙(大士阁)南边那个大桥,修好没多少年。大桥到梅埂,20里不止。到毛坦有十五里。到童埠也就十几里路。
    我们大同村,属贵池。没建这座大桥之前,来大通街上买东西靠摆渡。有两个渡口。日本人修的吊桥早就毁掉了。日本人把大士阁占了,住上一个营的鬼子。菩萨脚下架起机关枪。他们要控制住这口子。日本鬼子,人多坏啊。烧了我们多少房子。
    大桥到梅埂,20里不止。到毛坦有十五里。到童埠也就十几里路。
    这河西边,我们大同那片,原先就一个保,先在分成两个保了。解放前,梅埂乡也只不过四个半保。现在,几十个保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匪”。
    现在政策好,家家都不缺吃的。要讲没得吃,就只怪自己了。粮食有的吃。零花钱,儿女给一些。

     (牛年-08-09 12: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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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15 12:48 | 只看该作者

真情感人,文笔倒是次要的了。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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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9-30 14:50 | 只看该作者

浙江人头脑,是比安徽人灵活——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五

    顺着湖中长堤缓缓北去,后面有人连喊两声“Z工”。
    我转脸,是前些天在天井湖边认识的老赵,他住在园林新村。
    赵师傅,属小龙的,运机厂退休职工。老伴到上海去儿子家带孙子去了。他孤身一人在铜陵,天天都到天井湖畔来转悠。
    几次闲聊后,我得知——他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大儿是1973年出生,高中毕业就没上学了。大儿媳,是黄山歙县人,家在歙县城里,离八字牌坊就两里路。小儿是1975年出生,小媳妇是老电影《黑山阻击战》,辽宁黑山那儿人。
    我说,今年夏天不算热,1988年8月里,热啊。
    他说,2003年也热,非典那年。我正在浙江永康打工。桌子,摸上去都是热的。
    赵师傅说:“在永康那儿,我是在一家用小电器干,干有两年。我在浙江几个地方打过工,玉环也干过,玉环虽说是海岛,那儿的人不捕鱼,他们也办厂。浙江人,头脑就是与我们不一般的。他们家里都供奉着财神爷,天天上香;每个村口都有土地庙。”
    当地农民办厂,我问——你们懂吗?这农民说,我不懂,所以我花钱把你们请来,你们懂啊,你们来了帮我做事,你们挣到钱,我也就挣到钱了。浙江农民的头脑比我们灵活。
    浙江人,头脑是比我们安徽人,灵活。
    浙江人不仅比安徽人头脑灵活,江苏人也顶不上的。我们铜陵人的头脑,比前些年要开放多了。前些年,不是有“铜呆子”的说法吗。
    台州那儿,家家信奉财神爷,男女老少信奉财神爷,做梦都想着怎么发财。他们有信仰,所以能赚到钱,
    台州的玉环——坎门镇那儿,海水也不干净的,与我们这儿的江水差不多,黄黄的。哪能见到蓝色的海水。
    台州那儿许多地名,都带“门”字,不知为什么?
    当地人以出海打渔为生。离海边多远呢,风中都是鱼腥味,到当地人家里去,里面也是海腥味。当地人几乎不烧晚饭,都是在外面吃,街边尽是大排档。问他们为何不烧了吃?他们说:明天出海,还不知能不能回来呢。他们认为:先吃一顿,吃最实惠。
    他们很多人家都不种地,不打渔,办厂,我打工所在的是家电动工具厂。那儿有不少安徽人在那儿打工。安徽许多厂子都垮了,不外出打工怎么行?
    这两年,身体差些了,在外面干不下来了。就回来了。
    好在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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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8 14:43 | 只看该作者

男怕娶错妻——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六


    女怕嫁错郎,男怕娶错妻
    马年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上林苑北侧山麓上一簇簇火红的杜鹃花盛开。一个老妇人从社区办门前路上缓缓走过,门前地坪上闲话的老工友们,聊起了一个青阳妇人。
    多年来,铜官山南边有几家煤矿,岭头煤矿是其一。岭头煤矿的几个老矿工说,我们忍耐性最好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在岭头一矿,一个是在岭头二矿。岭头一矿的那个男子叫高玉生,岭头二矿的那个男子叫钱保军。几十年过去了,老矿工们闲聊起来,都不能不佩服两个男子汉的忍耐心。这两人的“烧锅的”(皖江两岸乡间对家中老婆的的称谓)有个相同的嗜好——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不停地给老公换帽子戴,但帽子的颜色是百帽一色,统统是绿色,浅绿、翠绿、深绿、豆绿、草绿、军绿……反正都是绿色的帽子。但这两个男子都是一忍再忍,对“烧锅的”给自己头顶卡上的帽子,一般是不当事儿的。
    岭头一矿的高玉生,安庆人,相貌堂堂,皮肤白白,长得不差。他是1960年8月从安庆来到岭头一矿的,当是矿上正在修铜家店到岭头矿的公路,他来矿后就在财务科当会计。同时一道来了三个人,1962年下马时,另两个人都又调回安庆了,而高玉生没有走。高为啥留下了呢?一个外号叫“华侨”的工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原来“华侨”的老婆是岭头山南的青阳人,他老婆家中还有个18岁的妹妹。“华侨”看高玉生还没成家,各方面且不错,与老婆商量一番后,就把18岁的姨妹从青阳县唤到岭头煤矿来,介绍给高玉生。
    “十八的姑娘一枝花”,20岁刚出头的高玉生,与“华侨”姨妹一见面,就被这枝花儿而迷住了,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所以一同来煤矿的两个伙伴回安庆时,温柔乡中的高玉生就乐此不疲,乐而不返,留在岭头一矿。文革前的1965年,高玉生被送到省城学习财会。文革开始后回矿,接任财务科主办会计,直至后来调到矿务局搞计划工作。1973年岭头一矿政工科长调到矿务局搞行政总务,高玉生则从矿务局去岭头一矿接任政工科长,后当了岭头一矿的副矿长。
    “华侨”姨妹这个青阳女,性格强强的,不仅什么事都要站上风,还有个偏好——喜欢小伙子,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喜欢“小鲜肉”,招得一些男人如蝴蝶如蜜蜂一般围着她转悠。可她的左邻右舍,可就有些吃不消了——既讨厌她又怕她。在家里,她也是强强的,大事小事,高玉生都是让着她,高觉得她毕竟给自己养了两个儿子。
    高玉生这个青阳老婆,80年后在矿里开了个小店,把运输队的一个青年矿工,请来帮她照应店里的生意,两人就勾搭成奸。有时,高玉生去外出差,她就把那个矿工唤到家里来。
    一天那个青年矿工进了她家,她就把小儿子赶出门,然后关上门,俩人在床上快活一番。她小儿子就在窗口趴着朝屋内看,小儿子当时就十一二岁,个头不高,看不清,就搬了块石头到窗口,跐着脚下的石头朝里瞧。一不小心,石头被跐翻了,小儿子从石头上“卟咚”摔倒了。屋内的两个正忙着快活的男女被惊,那妇人从窗口探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小儿子。妇人气得要死,套上裤子,开门就去打自己儿子。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小儿子,赶忙就跑。这个妇人就追着打。晚间,妇人老公回到家来,问是咋回事?为啥事打儿子,那妇人,一巴掌扇到老公的脸上,老公急忙跑出家躲避,气急败坏的这个青阳妇人,追出去打老公,边追还边叫嚷不停。黑夜里,矿上的左邻右舍就说,真象日本鬼子进村了似的。
    岭头煤矿的上级得知此事后,就将高玉生老婆的那个姘头,调到岭头二矿去了。对此,那个青阳妇人十分生气,她坚决要求与高玉生离婚。高玉生求她,看在两个儿子的份上,不要离婚。但那个青阳妇人,气焰嚣张,非离不可。离婚后,高玉生只好调离了煤矿。
    高玉生到了新单位,年富力强,又很能干,很快友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重组了家庭。高的晚年很是幸福。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男人,有不争气的;女人,也有不守妇道的。俗话说:女怕嫁错郎。其实,男子汉也怕娶错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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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03 17:23 | 只看该作者

“宁要美人,不要革命”的W总——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七

    冬天的江东小城,阳光难得露出笑脸。今天早晨阳光一灿烂,街道两边出现了不少享受冬阳的男女老少。义安路弯曲下坡处,迎面走来满头白发的一老者。走近了,我停下脚步,恭身称他“W总”向他问好。这些年,在街上只要遇到这位老人,我都要向他问好,虽说这位老人并不熟悉我。但我认得这位老人。
    这位老人,是二十年前从市经委总工岗位退休的W老。W老有两件事,让我多年来对他一直保持敬意。一件是他的婚姻大事,一件是80年代我屡屡见到的小事。
    先说说W老的婚姻大事。那要说到1965年春天了。时光倒退五十多年,这个老人风度翩翩,单位里人称W工。他是苏州盛泽人,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皖北地質勘探队工作。由于工作中勤恳,业务能力强,品端行正,没几年,就入了党,作为又红又专的青年干部,被地质队任命为技术科长。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我们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关系日趋热络。1965年,我们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工程项目很多,需要不少专家与技术人员。因为是代表中国出国援外,所以各省市选派这些援外人员时,从政治面貌,到家庭出身到社会关系,从文化程度,到业务专长,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定,而且是层层审核。一点含糊都不行的。
    W工被省里初步选定,确定公派去援建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的一个项目。出国前,须再填写一份《出国人员政审表》。谁也没想到,这个《政审表》填好上缴后,W工头脑一下子懵了。
    因为已决定出国,W工于是就与恋人,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倆人准备两年后等男方回国休假时,再举行结婚仪式。W工这个人,本份,严谨,再填写《政审表》,他如实在“婚,否”之下,填上了“未婚妻”的名字。上级部门再次政审后,查出未婚妻有港台亲属。上级于是找W工谈话,要求W工与“未婚妻”解除关系;W工考虑再三,不同意上级的要求。W工表示:与未婚妻恋爱多年,宁愿不出国,与恋人也要同结连理。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有港台亲属,是一条红线,出国,入党,参军,提干,都是困难得。上级见W工不听从建议,也就取销了他的援外任务。
    文革中,W工因此还被批判,大字报上墙,标题是“宁要美人,不要革命W某”。但是,W工不为造反派的恶行而在工作中消极,仍旧是勤勤恳恳地从事着技术工作。1969年,安徽省革委会为落实“扭转北煤南运”的最高指示,从两淮矿区及皖北抽调一批专业人才去皖南,开发江南煤田。宿县地区地质队的W工,就被选调到池州天坪山矿区(铜陵县董店境内),后到池州地区工业局担任生产技术科长。文革中W工被批判“宁要美人,不要世界革命”的事情,在矿区传为美谈。矿上人都很敬佩他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精神。1980年,W工从池州调来江东小城,担任市经委的总工程师。所以1980年后,人们都称他为W总了。我见了他称之为“W总”,也都有三十多年了。
     再说说,我所敬仰的这个老人的那件小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级部门时常到企业进行名目繁多的检查,有时就白吃白住在企业。矿上都用好吃好喝的招待这些检查人员。那些年,民间不是有个顺口溜吗——嘴里无味,企业走走;肚里缺油,检查基层。那些年,省厅一个姓方的总工,常来某矿,矿上接待的曹技术员,常常羡慕地说“方老总很注意保养身体,要求我们矿食堂每天早晨给他炖一只鳖。这个鳖不能大,也不能小,要给他选马蹄鳖,汤不要多,鳖加上汤,有一茶缸就行了。”有些上级部门的人,到了基层企业,自觉得企业是唐僧肉,不吃白不吃,毫无愧色。走时,还得带上土特产呢。
    江东小城的经委,劳动局,行业局等部门,也时常到这某矿来检查。作为市经委总工程师的W总,自然是上级来基层矿山检查人员中必不可少的一员。但是,W总那些年到了某矿,到了饭点,他就会从随身拎的包内,取出一只矩形铝饭盒,到卖饭菜票的窗口,掏出粮票与钞票,买饭菜票,到大食堂打菜打饭,一个人默默进餐。与W总同来的检查人员,三五一伙,则被企业领导引导着,走进小食堂或大食堂的隔间内,坦然自若地享受着企业的款待。不几年,买饭票不要粮票了,但W总到矿上来,依然是谢绝矿上的款待,到了饭点,工作未了,下午还得继续,他就掏出随身的铝饭盒,一人默默走向大食堂。前后,有十来年,W总到矿上来检查工作,每每都是自带铝饭盒,自买饭菜票。W总这个形象,深深留在了这个矿几千职工的心底。虽说,这个矿已破产多年,矿上老人谈起前些年社会上公款吃喝风时,W总独立直行,坚拒企业公帑款待的事迹,言语中还是敬佩不已。
    多少年过去了,街上只要遇到白发覆顶的这个老翁,我都不由地肃然起敬。暖洋洋的冬日,见到耄耋之年的W总,再一次从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感染到一股正能量。我默默地祝愿:祝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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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4 15:26 | 只看该作者

“小师傅”——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八

    离开天坪山煤矿许多年了,但都没忘煤矿井下“透眼”这个活,我也一直怀念着“小师傅”这个老矿工。
    提起煤层中“透眼”,37年后的我仍然是惊悸不已。“透眼”,就是透“煤眼”,采煤工爬进被堵塞了“煤眼”中,将“煤眼”的功能恢复。那时我们采煤二班只要“透眼”,就都是“小师傅”领头。
    初进矿,我就认识了“小师傅”——一个身材瘦弱,脸面尽是麻点(天花在脸上留下的痘痘),讲起话来叽叽喳喳的中年采煤工。1969年尾那天,我到矿政工组去看参考消息,来到礼堂东那栋平房西端时,两个满头满脸白石灰浆点的人,情绪激动地正在吵嘴。一个是矿革委会刘利法副主任(前安庆地区公安局长),前几天我们到矿报到,是他与王金广二人接待同学们,并介绍矿山情况的。吵嘴的另一个人,身穿蓝色新棉大衣的小个子矿工,过膝的新棉大衣上溅满了斑斑点点的石灰浆,黑头发上也也有不少石灰点,脸上也有些白点,但更多的是天花患者留下的麻点.这个麻子怒气冲冲斥责个不停。他就是我刚分进采煤二班的一个老采煤工:人称小师傅。这两人的争吵,我不感兴趣——我的兴趣在去看参考消息。所以,对这两人为何争吵,如何了结的,我完全不走心。
    虽说是毕业分配工作,但政治上我们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分到采煤二班后,天天下井跟着工友们下到几百米深的地下去采煤。天天下井前,换好了“窑衣”(采煤工都将下井穿的工作服称之为“窑衣”),窑衣群中就有人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或是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或是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抓革命,促生产”, 或是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然后就理直气壮地分派起众工友当天的采煤任务。采煤二班的众工友中,一些还很不熟悉的面孔轮番抢着在下井前分派采煤任务,几乎天天都有新的班长出现。开头个把月,我一直纳闷:怎么有那么多班长?前一年在淮南谢三矿跟班采煤了半年之久,天天都是二个班长轮流派班;来到天坪山煤矿后,帮我铺盖卷儿拎到采煤二班宿舍的汪如意不是班长吗?将矿灯牌子递给躺在床上我手中的的王大树不是班长吗?天天怎么有哪么多人抢着派班?班长真多。那时,争先恐后派班的师傅有张文春、曹之广、汤五六、安小和……,“小师傅”也是其中的一个。
    初到采煤二班,我很讨厌“小师傅”。那时,社会上政治空气很浓。地处偏僻山沟里的天坪山煤矿的矿工,天天在地下“促生产”后,还不能完事,还不得休息,还得“抓革命”、以班为单位“斗批改”。刚进矿的我实在头疼,就装糊涂,没等到“抓革命”的学习时间到,就溜开。班长与其他师傅都是睁个眼闭个眼.对我的开溜是不管不问不吱声。可气的是“小师傅”,我开溜了几天后,穿着蓝色新棉大衣的他,竟然满矿寻找我。找到我后,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人多人少,就叽叽喳喳个不停:“小Z,天天光上班不行,斗批改也不能不参加”;“你们学生,要认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等等。他的口音,与我听了四年半的学校班主任钱老师一样。所以他的话,我句句听得真切。他讲得那些话,在“九大”闭幕近一年后那段日子里,不容你有任何的反驳。很反感,可又不能吭声。我心忿忿,钱老师家乡的庐江,怎么出这么个麻子!
    但是很快,庐江的这个麻子,在我心中的形象就变了。同在天坪山底煤层中辛苦劳作,同在“负60~正负零”间“小眼”里钻进爬出,尤其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险的“透眼”后,1970那年的“五·一”没到,人前人后,我也称他为“小师傅”了。
    “煤眼”,是煤矿在倾斜的煤层中向上掘出的小断面巷道,用来通风、溜煤、传输材料、上下人等;四方用木盘或塘柴盘支护后,其断面仅一平米左右,所以矿上统称之“小眼”。“小眼”有长有短。小眼中最多的是“溜煤眼”——承负掌子面采下的煤溜淌到水平底巷的功能。“透眼”,都是透“溜煤眼”。
    “溜煤眼”形成之初,里面通畅。但时间一长,煤层上可能淋水,小眼里就湿渌绿的;加上地压,顶上煤或岩石要往下压,底部的岩石会朝上顶,而支护的木盘或塘柴盘就被压断,或顶上来,或呲着牙;掌子面采下的煤溜淌就不畅了,有时中间就被壅煤堵住卡死。掌子面就只有停止采煤。
    1970年上半年,采煤“二连”在负60~正负零之间的分层回采。负60到正负零有斜高120多米。采区“溜煤眼”时常被堵,堵了就得尽快透通。那时,正是“大抓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溜煤眼”一旦被堵,煤层中的全班矿工都要钻进溜煤眼去“透眼”。 “溜煤眼”未透通之前,是不准离开井下的。
    印象中,那时“煤眼”一堵,首先钻进“煤眼”都是“小师傅”。他一手持一块木板。长的那块一米多点,约20公分宽,这块叫“护身板”。透眼中,壅堵的几十吨或上百吨的煤突然滑垮、涌下来时,急促中将这块长木板斜横在煤眼中,就可以阻挡住涌煤,避免煤眼里的矿工被煤壅没。所以叫“护身板”。另一块短的木板,不足一尺,那是用来在眼里往下扒煤的。有的煤被岩石顶板淋水都淋湿了,不扒,就不能下滑.采煤掌子面及分行巷道中,这样的木板是随处可见的.于是,我们就都学着“小师傅”的样子,从煤巷里撇二块板皮,一长一短,鱼贯而入,爬进“煤眼”中“透眼”。小眼里空间狭窄,又是36度斜立着的,人爬进煤眼里,如何立脚,是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双脚要蹬在二旁的小盘缝隙,否则人就要往下滑.费劲就不用说了.空间逼仄,新矿工很难在煤眼里立主脚.但还得在里面干活,其艰难非其它行业的人所能比拟。
    要透的“煤眼”,没被完全堵实,还好,还有空气流通。要是堵实了,就不通风,这样进入煤眼里,不仅闷热,而且极为危险.没有空气.十多个人能支撑多久?最危险的则要算打头的“小师傅”。眼透通了,上面的壅煤不说,可能还飞落下大块的岩块,圆木等等重物,首当其冲的都是“小师傅”。每回爬进眼里“透眼”,我这样的年轻矿工都是恐慌烦躁,但想到眼里上头的矿工弟兄,天塌下来,顶上不是还有“小师傅”吗?年青矿工就冷静了下来。
    “透眼”是煤矿风险很大的劳动。天坪山煤矿,自1958年兴办,到1999年被水淹没而闭坑,牺牲在井下的矿工兄弟上百人。其中百分之四十是命丧煤眼里。那几年天坪山煤矿透眼时,都是冲在前头的“小师傅”,命较大,虽说多次受伤,但每次都是安全撤出。那些年间,天坪山煤矿的井下工,连下井费都没有享受。直到1976年,天坪山煤矿的井下采掘一线的兄弟的工资里才有每班5角钱的“下井费”。
    1986年国家照顾煤矿井下工,批准矿工家属“农转非”迁来天坪山时, “小师傅”的也将妻儿老小迁到了西风井的旧工房里。其长女到织物厂当挡车工,是个很老实的姑娘.还有个女儿,成了我老邻居也是原采煤二班严师傅的儿媳妇。
    矿上老老少少都称他“小师傅”,我本来以为他姓肖,后来才知道他叫施立全。2000年元旦,我乘中巴去天坪山,途中发苍头白的“小师傅”在牌坊头上车。问他从哪里来, “小师傅”笑声朗朗地说,从庐江来。对啦, “小师傅”与我学校读书的班主任钱老师一样,都是庐江人。“小师傅”难道不也是我一位老师吗?
    今天,是2007年的“五·一劳动节”, 1969年时毛头小伙子的我,都是年近花甲了;“小师傅”不上70岁,也差不多了。在这个天下劳动者节日之际,愿天下所有人,勿忘“小师傅”这样老煤矿工人当年的劳动!愿“小师傅”这样的老煤矿工人,晚年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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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1-01 16:08 | 只看该作者

“我四十九了”——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七十九
    九月的一天上午。天井湖,柳堤,靠椅。一个干瘦的老翁坐到我身旁。眼前天井湖水荡漾,越过湖面,远处是高耸的铜官山。
    干瘦的老头,高度近视,戴着一副瓶底般的眼镜。这个瘦老头讲起话来很幽默。
    我问:老师傅可有七十岁了?老师傅笑着说“我四十九岁了”。看看他那满脸的褶子,我摇摇头,示意不相信他的话。干瘦的老头笑着说:“七七,不是四十九吗?”原来老师傅77岁了。
    老师傅给我说,我老家在桐城最西边的青草镇。桐城,怀宁,潜山三县交界之处。
    我家没田,家就在镇上。我爷爷在镇上开了一药铺——“乐安堂”药铺。铺子就用一个伙计。所以土改时,划成份时,是小业主。伙计多了,岂不就是地主了。
    青草镇不大,一条街这头是桐城,那头就是潜山了。那儿与天井湖这片一样,都是圩区,没有山。沙河从青草镇旁流过。
    日本鬼子,也占领了青草镇的,在沙河边建有碉堡。镇子西边就是新四军游击区。游击队时常到镇上来袭击鬼子。日本鬼子与汉奸,在那几年干了许多坏事。那些年,到我家药铺要药,也不给钱。我爷爷不敢不给。他们对镇上的老百姓,说开枪,就开枪。
    日本鬼子投降,我11岁了。我与镇上的一些小男孩,拿们石头砸他们,他们也不敢还手了。
    我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大,女儿是老三,38岁了。我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在海南干事,24岁了,小孙子20岁,在贵池读书。计划生育,两个儿子,各家只有一个孩子。多生,要开除工职的。有色公司工人,工资啥时都有限啊。高管都是年薪,他们高,说是高薪养廉。
    小时后,见过打仗,也见过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投降时,我们投石头砸他们,他们也不敢还手。鬼子投降,我十一岁了。
    上个月,我送小孙子去贵池上学,贵池变化大呀。城里城外,青丝丝的,市区环境比铜官山好多了。
    我们这些老人,是得好好活着。我们这辈人,啥子罪没受过?大半辈子,缺衣少吃,挨饿受穷,吃了大半辈子的苦,好多人都没熬过来。我们算是有福的,晚年得好好活,也享几年福。管住嘴,迈开腿,不照顾好自己,一旦跷了辫子,这清悠悠的天井湖,那高高的铜官山,就都看不到了。孙子,孙媳妇,就更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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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1-08 17:14 | 只看该作者

盆景艺术家——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
    体育馆澡堂内,洗好澡,躺着休息一会儿。正与服务员闲聊着,一个老汉步入厅内,来到一张空榻旁,边脱衣裳边对服务员说:“我刚从山上下来。”看来,他与澡堂服务员是熟人。
    我好奇,坐起身问他:老师傅,你从哪个山上下来?他说:“佘家大院旁边山上下来——就在黄狮涝金矿大门右侧,一百多米。我在哪儿挖山,已挖了二十亩山地。”
    老师傅说:我是南陵蒲桥乡人(现已归弋江镇了),1948年出生。我三岁时,父母亲吵架,离了婚,我跟父亲过。十三岁那年,没得吃,父亲饿死了。我没上过学。1965年10月参军,到了上海警备区当兵。我们师部在浦东周埔。当兵时,长江口的长兴岛、崇明岛、横沙岛都去过。我在装甲团,开的家伙,坦克不是坦克,有装甲。当兵5年,入了党。复员后,分到了铜陵特区的立新煤矿。没干过煤矿,不知道煤矿井下工有多辛苦,不知道煤矿工人那几个钱是拿命换来的。
    1973年立新煤矿一工区井下掌子面垮顶,不是死了8个人吗?我是第九个。当时我吓坏了,煤矿井下太危险啦,弄不好就把命送在下面了。之后,我就“钻墙打洞”,想办法调出从立新煤矿。第二年我就调到某某公司来了,工作是开汽车。七几年,开汽车多吃香啊,求的人多。这矿,那矿,啥子矿也没有煤矿危险,煤矿采煤工最可怜啊。
    2008年退休,退休工资不高,就拿1500元一个月。但我身体好,我就在外帮人家开车。前几年我在浙江千岛湖那儿,给一大老板开车,大老板一年给我五万元。
    1985年,我帮老板送盆景到上海虹口公园展览馆,我才对盆景产生兴趣,并盘起了盆景。之后,我在“银杏”那儿开了个店面,卖盆景,开了三年,现在不开了。
    我现在是盆景艺术家。小时候说成名成家。我现在也有名了也成家了,可是就没有钱。
    我洗了澡把衣服送回家,还得上山去了。从体育馆这儿“打的”,去黄狮涝金矿那儿,车费17块钱。
    黄狮涝金矿山上的那片地,是个朋友的。我本来不干了。立新煤矿一个徒弟家在那儿。那儿不是建铜九铁路吗,徒弟家的房子拆迁,给套房子,还给了几十万元。徒弟多年的盆景就要了。我喜欢盆景,总不能让土机给推掉吧。我就把他的那些盆景都接了过了。
    挖山,种什么呢?我打算都种上松树。
    我问种什么松。他说种黑松。有种子。种其它树木,我还能等它们成材?我的目的是绿化那座山,造福子孙后代。让我们铜陵多些绿色。
    挖那山地,已花了8万多了。人工费用,挖土机费用。挖土机费已花了三万多,还欠四千多元。我对请来的挖土机司机说,我现在没钱。你不能到年三十打电话,向我要钱的。我有钱肯定会付你的。我不欠债,从不贷款。那儿雇的劳力都是当地的,月月得付工钱。不与当地人搞好关系,不找死吗?
    王 shi yong,是从立新调去碎石岭当矿长的。我问王世勇的儿子你可认识?他说认识认识,最近两年他在碎石岭也搞盆景,但没搞起来。。
    临走,他给了我一张名片——“wang jin pu ”。并告诉我,去他那山地去玩时,先给他发个短信,要不电话是不接的。现在骗子电话太多了。
     (1121257~1930 洗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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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1-15 17:42 | 只看该作者

铜官一支笔——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一
    六月里一天上午,我正坐在湖畔长椅与一个老汉闲聊,一戴竹编黄帽手持相机者,从我们身旁经过。聊伴告诉我,戴竹编黄帽手持相机者,是他们公司报的主编,人称“铜官一支笔”。江东小城不大,就二三十万人口,这位“铜官一支笔”自然也属于小城一名人了。
    第二天,在木鱼山北水榭又见到这位主编。头戴黄竹帽的他正与一戴白帽者在闲聊。我坐到一旁,静静地听他俩说话。那位主编老师傅娓娓说道:
    我来铜官山,到2018年就50年整了。老家嘛,在皖北某某县。
    我老家在县城东边五六十里,靠近kou zi县了。我父亲90岁才去世,老家还有个弟弟。临涣,在我家正北,临涣是kou zi县的,属huai bei市。我们县本来归fu yang,现在属bo zhou市。我属羊,1957年考上中学。五十年代农村孩子考上中学就能吃商品粮。
    皖北是大平原,冬天冷啊,西北风刮起来呼呼的。我在冬天也穿过茅蕹(茅草编起的冬鞋)。茅蕹在寒冬腊月,对穷人的孩子是好东西,一些穷人家孩子还穿不起茅蕹啊。
    淮海战役时,我们皖北那一带国共两军打得历害,那时我都五六岁了。记得,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坛城大爷家去,爷俩走在路上,突然天空上飞来了飞机,就听着“嚣嚣”过来了,丢下一串炸弹。我父亲急忙把我拖到一个坟包跟前,坟包上有梿枣树棵子,父亲把我摁到坟包上。沟里都是国当兵的死首,可多了。
     解放前,我家有地有菜园,还蒸酒、推芝麻油,开有油坊、粉丝坊。土改开始时,我们家乡很左,我家先是划为地主,后来重新核定,划为富裕中农。菜园子,收益大,我爷爷说“一亩园十亩地”。我家在县城东边60里路,靠近kou zi县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我们省里一把手要皖北“高梁地里种水稻,哪能种啊,没水怎么种水稻?省里一把手,一味要高产量,各地县按高产量征粮,老百姓口粮怎么能够吃?
     六零年我们家乡饿死多少人啊!六零年先饿死的都是老头,后来是妇女。路边沟里就有饿死的人,饿死的尸体,我也见过;人吃人,换小孩吃。”
     我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干了两年,1963年入伍,到了BENG  BU的总参架桥团(工程兵,总参架桥团)。取消军衔前,我是下士,1964年8月,我就是士官了。我那一批就两个人,另一个是安庆人。1967年退伍前,我入了党。1968年招工来铜官山矿。刚到老铜矿时,分我去当打眼工,打深孔的。干了没多久,就抽上去搞宣传了,但还拿着43元八角五,加上下井费等等,每个月有60多元,享受井下工待遇干宣传。铜矿待我不错。我这辈子也还算顺。
    铜矿干了8年,调到公司宣传部,在宣传部参与创办报纸。
     2003年退休,退休后返聘。当时退休金就1500多元,有高级职称,现在是多了,比行政职务是正处的,每月还多180元。没高级职称,我还拿不到这么多。1976年我就是正科了。
    行政职务,正处副处,都是没用的。现在不是有人骂——“两个企业高工,顶不上事业一个勤杂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不是一个人,伤人心啊,公司副总经理王开基九八年退休的,到2010年他的退休金不就1800多元,一说到这事,王老经理就说,都想tui——。
     我是2010年才不干的。单位要实行坐班制,要查岗,我就不干了,要给我加钱,加钱我也不干了。退休,以养天年为主,钱挣不完的,天下事总有了的时候,挣钱这个事,也有了的时候,与其被动了,不如主动了。
老乡啊,人生就几十年,啥事都要想得开!
      两个孩子,小的也四十多了。小家伙1993年底去上海打了三个月的工——开出租车,挣了两万多元钱。回来脚上是意大利旅游鞋,二千多元一双。我夫妻俩很生气,钱又不是大风吹来的。1993年我们工资不才两三百块。
      我小儿子本来是中文系的。深圳分公司通过市交警队要人,交警队的支队长老cui对我说:深圳分公司需要一个高中学历的,会开车,你儿子去不去?我给小儿子一说,小儿子自然高兴去。我小儿子调皮。1996年他的户口就移过去了。
     我老婆也是老家那儿人。我本人,八十年代是有机会回皖北工作的。一个是huai bei搞晚报,一个是guo yang广播电台台长,我老婆不同意。我只好作罢,没走了。现在想想,没调回老家,也不见得是坏事。
     我们老家,一当县干,哪家不是几百万,都肥得淌油。但回了老家,侄子外甥都要找你要钱的。回老家去,有回去的好处,江南有江南的好处。鱼和熊掌,只能二取一。在皖北那片儿当干部,天天吃吃喝喝,一天除了早餐不喝,中餐晚餐都得喝,不知哪天就喝死了。
     老乡啊,什么东西都要想得开!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我们就是一块砖,随便给人家搬吧。
     说到这儿,阳光从树隙射到他俩身上,时间近午,两人起身离开水榭,我也回家吧,林荫下,边走边还想着主编的一句话——“什么东西都要想得开!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文化人,讲的话,到底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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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1-25 15:57 | 只看该作者



远看某某县,近看破猪圈,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二

     天气不太好,虽说有太阳,但天空浑浑的,不清爽,象一个人睡醒,没洗脸就跑到大街上来了似的。这几年,江东小城的天空,大多数日子,像一个懒婆娘,难得洗一次脸面的。
     早晨跑了头十里路,穿天井湖而过,到城北菜场吃小刀面。刚坐下。桌子对面又坐上一个老汉。这老汉要了一碟子煎饺.我问他多少钱一个,他说5角一个。他要了15个煎饺,看来老汉胃口不错。老汉比我大八九岁的样子,七十差不了多少了。我问他退休费可能有两千元?
     老汉说:我没有退休费,是农民。但我有存款十七八万,一个月利息有两千多,够我和烧锅的吃用的了。老汉说,我家老大,哥哥,退休金有两千元,哥哥他是抗美援朝的,1950年到朝鲜打仗,从他是有色退休的,50多岁就退休了,给小孩子顶替,老大现在80多岁了。身体好,还有些功夫,他原先是铜陵特区一把手夏德义的保镖。夏德义走后,我老大就到有色公司来了,他要不来有色,一个月退休费要拿四五千元。

     老汉说,他家在城郊联盟村。你们市里有个联盟村,我们县也有个联盟村.以往叫城郊公社联盟大队,现在叫五松镇联盟村。靠一冶,在一冶下面,离县城这儿有五里路的样子,离朱家嘴有十里的样子。现在去胥坝,安平,不象早年那么困难了。现在中巴车直到江边,3.5元,再化1元钱过江。

    老汉说,他姓阮.他说姓YAN,耷耳加个言,我一时猜不出是哪一个字。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写个我看,我才明白,姓阮。国民党军退却时,我九岁。土改时,家里是贫农,我们村子里,阮姓有祠堂的。阮姓有三百多户人家。
    铜陵县,现在象个样子了。 解放初期,铜陵县城的四门都还在。小得可怜,有人缺薄我们县城小,说“一泡尿,能围着县城撒三圈”。说着阮老汉伸出左手,指指那边说,北门就在下面一点.东门在县政府大楼那边。 他笑着说出了顺口溜:远看 # # 县,近看破猪圈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
    小,就是小。但我们县是八宝俱全,你知道吧。

    阮老汉说:小刀面,县城可吃的就只有这一个摊子了。摊主是陈姓老夫妇俩,陈师傅,解放前两年出生的。比我小七八岁。陈老板年青时在钟鸣沙石站工作,因超生,被单位开除。陈老板公职被开除了,还生,一连生了七个女儿,老奶奶就是没能生个带把的。真是命里没有儿子,强求不得啊。这些年只好摆个摊子卖小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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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2-07 14:40 | 只看该作者

    “羊寡嘴”——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三


&nbsp &nbsp&nbsp&nbsp铜陵乡间对癞痢头,戏称为“花头”。
     前些年,鸡公山矿工中有不少“花头”。矿上的大多数“花头”,不象阿Q,都不护“头”。但也有一个“花头”,是护自己秃头的。生怕自己缺毛光亮的瘌痢头被人看到。从井下上来,打眼工掘进工,大家都忙着洗澡,尽早洗去浑身的矿渣矿灰与汗渍。再说,去澡池晚了,澡池里的水就很浑很脏了。可矿上有一个老师傅,天天宁愿洗脏水,也要等矿工弟兄们洗好都走了,澡堂里没人了,他才拿下头上的矿帽,脱去窑衣,下到池水里洗。为何?他生怕被人看到自己的瘌痢头!这个老师傅在这方面虽说护短,但是个老实巴脚的人,退休之前,矿上人并不讨厌他。可是招了个女婿,尤其是女婿当了领导后,这个花头老师傅可招骂了!
    他女婿,就是臭名远扬的羊寡嘴。
&nbsp &nbsp&nbsp羊寡嘴是洲上人,他的父亲,解放初期给洲上派出所挑水,认识了当时的派出所长。那个所长80年代初,不是担任副市长吗。1983年,本来在农村当教员的羊寡嘴,通过这副市长的关系调到鸡公山矿学校来的。矿上本来有几个“寡嘴”——喜欢吹牛爱说虚话套话的人,古镇一带都将他们称之为“寡嘴”,可羊寡嘴到矿来不久,成天嘴里就唾沫星子直喷,其水平就盖过了鸡公山矿上所有的寡嘴。矿上的寡嘴们,只要他一到场,寡嘴们立即就都成了哑巴似的。
&nbsp &nbsp&nbsp羊寡嘴这个人,不仅嘴溜——那张嘴能说得公鸡下蛋母鸡打鸣,羊寡嘴还善于钻营。从乡村小学来到矿学校后,巴结西鱼,巴结离信。后来通过在某委当科长的一个同学,活动有关主管部门的人士,被提拔成矿上的副书记。
&nbsp &nbsp&nbsp羊寡嘴一当上副书记,许多老矿工就说:坏了,羊寡嘴当了矿领导,这个矿不倒闭才怪呢。果然不出矿工们所料,羊寡嘴干了三年不到,鸡公山矿的大井就被水淹了。羊寡嘴在矿干三年,矿上连续半年开不出工资,矿工们都骂提拔羊寡嘴的人,也骂羊寡嘴的岳父。羊寡嘴见在矿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了,就又通过关系调到一家吃皇粮的单位去当公务员了。羊寡嘴吃上了皇粮后,见到矿上的一些干部,还得意洋洋地说:你们别着急——青年干部有的是前途,老干部也象我这样,会安排的,不进zheng xie ,进 ren da。
    鸡公山矿不久也就倒闭了,几千名矿工及家属都陷入困境。生存艰难。采矿队副队长伍成和,有两年都点煤油灯——没有钱交电费,用不起电,只好用煤油灯!挖了铜矿,炼铜造铜线,给众人输送温暖送光明的老矿工,竞用不起电!

&nbsp &nbsp&nbsp&nbsp而“羊寡嘴”当起了公务员,十多年来,鸡公山矿上的骂声不绝。也骂到他的老岳父,那个护头的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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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2-14 13:18 | 只看该作者

县城本来不赫吊——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四

    天气晴朗,天井湖畔秋色迷离。九点多,沿湖东岸慢行,走过荷塘的九曲桥。湖畔树荫条凳坐一老翁,老翁正在逗膝前童车中的孙子。我坐到这祖孙俩身旁,歇息中与老汉闲聊起来。
    老汉说:我是1966年来到铜陵的复员军人。在铜陵县几十年了。本来县城不赫吊,不如大通镇。来铜陵县被分配在大通粮站。大通粮站,是个大库,解放前三几年就建了。六十年代,在大通粮站前面,建起了小轮码头的候船大厅,现在候船厅早拆了。大通粮站在文革中还在天坪山中矿的山里面,建了一个备战粮库。每年,大通粮站是国家大粮库,每面我都要到池州各县收粮的,石台,东至,都去收过粮。文革中,我们粮站还派出过工宣队。
    我在大通粮站工作了7年之后,调到县粮食局来了。那时是“十大”召开前,铜陵县城关镇,还有一座牌坊的,就在派出所那条南北向小街上。第二年,批林批孔时把那牌坊扒掉了。
    我小时候,是在芜湖长大的。1960年在鸠江参军,到了60军的179师。这个师赫赫有名。1949年攻打太原出的名,徐向前元帅指挥的攻打阎锡山的老巢,战士们一边挖地道,一边化妆成送葬的老百姓,抬着棺材,棺材里装满炸药,阎锡山手下的麻痹了,我们师就把太原城给炸开了。夺取临汾城,也是我们师的战绩,所以中央军委授予我们179师为“临汾旅”。60军还有180师,181师。解放后,我们师归属南京军区。我参军后,我们师原来驻在蚌埠。后来移到苏南的。
    我参军前,已在芜湖一家工厂工作了。那时家家粮食都不够吃。城市人口粮食有定量。但每个月还搭山芋干子。山芋干子那时都是好的,有时还搭南瓜丝。我是在鸠江参军的。六年后从部队复员,分来铜陵,不来哪行呢。到铜陵也不错的。
    到了铜陵县,文革正开始。大通镇也是热火朝天,天天开大会。大通,是个古镇,那时的铜陵县不如大通镇,县里的八大公司,都不在县城,而是在大通。大通解放前就号称“小上海”。文革中,大通镇开大会的广场,大通镇那时有两个,一个是祠堂河前面,就是派出所南边,南边不就是镇政府吗。邮电局对面不是新华书店吗,书店后边。还一个在“隆花塘”旁边,“隆花塘”是个澡堂子,隆重的“隆”,也叫“隆滑池”。那时古镇热闹。省城来的小轮,鸠江来的小轮,天天都在天通这儿过夜。江南江北的人可多啦。大戏园子,就在木材公司那儿。严凤英,就在那儿唱戏。严凤英住在街上理发店旁的一个旅社。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来了也住在那儿。
    1966年我到大通,古镇那时还没建钢铁厂。1969年才开始在汽车站那儿建钢铁厂,是的,那时叫池州钢铁厂,铜陵副县长赵继升从“走资派”里解放出来,领着人筹建钢铁厂。那时大通汽车站,站长是赵跛子嘛。天天有班车,跑铜陵,还有跑石台的。那时的班车,救你是蒙着帆布蓬子的苏联的嘎斯。一天一班。
    文革开始时,大通镇长,好像是王东泰,后来是张祥林,还有一个赵彪。书记是金廊人,是个书生,现在还在。头都白了。古镇的造反派组织,一下子冒出来几十个。他们开不起会的。一开大会,就打架。那些造反派头子,尽瞎闹。
    如新建公社的王D 友,是朱家畈的一个造反派。以后结合到县革委会当常委。当时县革委会主任刘贤德,还看中一个钟仓的下放女知青,也进了县革委会。八十年代,清理“三种人”,他俩都受到审查。王D友,还因木材公司的问题,被判过刑的。
    铜陵县原来18个乡镇,现在就8个了。合的合,并的并了。坝埂头,新河口也有粮站,就是建起大电厂的那儿,坝埂头,那儿现在开发的历害。老洲对岸有个地方,叫“梳妆台”。现在归灰河乡,本来是无为县的。
    这些年,变化多大!如不是那些年瞎闹腾,我们国家早就好了。
    老汉说,孙子爸妈都上班,天天就我带他。他很乖的。他奶奶“走”了好几年了。
    童车里的小孙子,真喜欢人。两个老汉聊了个把小时了,小孩一人坐车里伊伊呀呀的玩,也不哭也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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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2-18 15:57 | 只看该作者

前半个月是给房东干——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五



    明天就是“大雪”节气了。15点下楼,天飘着稀疏的小雨点。走上步行街。街中是一溜1998年立起的边长3.5米左右的方简易小铺子。
    雨中走过小书店时,小书店老板娘躲在里面打着毛衣。我踱进去边翻着一些画册,边与之闲聊。几年前,书店老板夫妇都在街上露天摆摊卖书,我常在他们书摊买书,他们夫妻俩都熟识我。我挑好的书,问他们多少钱时,他们报出的价格,大都低于我的心理价位。所以,我很少与她们讨价还价的。前几年,也在他们书摊上买了一些心爱且成套的书。如三册的《唐诗合解》、《易经64卦》《西方人学》等。
    脸面粗糙的女老板说:我们是肥东县某某乡人。来铜陵十多年了,来时,小女儿三岁还不到,如今都是十五岁了。大女儿25岁了,去广州打工去了。我四十多岁,姓龚,家中姊妹5个,她是老二。其夫姓卜,家中姊妹四个,他是老大,除一个在合肥,其余三个都在铜陵。家中的田,都扔了,不种了,种田划不来。他们家,在县城北边,到店埠镇要4块钱的车票。
    我们铜陵住的房子,是买的二手房,2005年买的,2004年8万,我们买时就11万了。50多个平方。
    女老板说:步行街这间简易小铺子,面积只十个平方的样子。租金每月一千七八百。他们是五月进来的,一把缴了两万多元,一年的租金。你不租了,立即就有人接手的。瓦楞顶,不隔热,也不保温,顶也透风,冬冷夏热,别看这简陋的小铺,难租到啊。当初,这些人只花了六七千块就买到手了。买到手后,租出去,每年净收两万多的利润。步行街的这些简易的铺面房,大都是与城建市政有关系的人,低价买了去,转手卖的。这个世道,有人搞钱太容易;象我们,挣钱又太难。幸好是两个女儿,要是两个儿子,到老,腰都能累断。现在,我们夫妇俩,还照老办法,老板(丈夫)流动四处摆摊。
    我想起,九月的一个夜晚,这个女老板的男人在北京路摆地摊,我问你老婆呢?他告诉我在步行街开个个小铺子。老婆就在这个小铺里看守着。
    女老板说:夏天天热,有两个月房租都搞不过来。现在好些了,前半个月是给房东干,后半个月挣的钱,才是自己落。讲实在的,还不如在外流动摆摊。落雨天,就在家歇着,天好就出来,那卖一本就落一本的钱。
    大雪时节,我家男人这几天去黟县歙县卖书去了。山里那儿集市也好卖的。开着自家的那辆小卡车去的。
    这时,有一男一女进铺来,问有练习本没有?老板娘立即放下手里的毛线衣,赶紧拿给人家。我怕打扰她做生意,就踱出了铺子。出门前,换上的是皮棉鞋,寒风中也不觉得冷。路两边一些大楼的轮廓灯都亮了起来。明天就是“大雪”了,看样子,夜里要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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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3-20 16:18 | 只看该作者



捉鬼当人用啊——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六

    晚饭后,下楼散步,碰到一老朋友。几年没见,两人闲聊开来。
    他说:我本来名字,叫寿松。家中弟兄六个,我是老小。
    1969年招工时报名的,本来是我老三,体检通过后我三嫂搞死不同意三哥到矿上下井,于是我就顶替老三之名来了。当时我只有十七岁。所以我的第一份档案上,是寿和的材料。退休时,我也是按老三的年龄退的休。老三今年67岁了。老大比我大19岁。弟兄六个只有老二去世了。
    武晨禾,是我堂姐的儿子。现在在无锡儿子那儿。儿子媳妇都是英语教授,在wu xi轻工学院。
    我家在jiangbian公社西埂大队。与zhang min zhu、zhang gui sheng一个大队。他们是东边三个生产队的。老木也是西埂的,他是12军的一个班长,在部队入的党,复员回乡当了一段大队书记。西埂大队,liu姓zhang姓hu姓人家多。
    我们那一批来矿82个人。死了有十来个了。zhang中荣,wo根苏、xu根田,……
    到矿,我们都住在礼堂内。我分到运输队,1975年秋天成立采煤二队,我才调到采煤队的。1986年出工伤,在工作面小腿被砸伤,1987年10月重新组建采煤队,我又被调回采煤队当队长。“一把手”出工伤时,是夜班。在东部的负六十腰巷,采小工作面,小链板机夹着他的手套。救到地面,送到医院只好截去一只胳膊。那天,不是我在腰巷,“一把手”他哪还有命?
    1999年8月大井被淹。那年初,我从丝绸厂调去当采煤区长,那时矿领导班子那几个人,哪个是干事的人?井下生产既不懂,又怕下井到现场,相互争名夺利不说,还逞能乱指挥。这种人事情况,我一看,不能干了。累倒事小,他们那么干,要出事故的。到时候,责任我承担不起的。我就坚决不干了,他们就叫青阳美龄当了采煤区长。
    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当年四月,矿上大乱,工人把办公大楼围了起来,要揪吃里扒外的经营矿长与销售科的WANGYAOWU。市里派出了工作组,副市长王某某为组长,煤炭局长叶等人来矿后,顺应职工要求,先将两人停职审查。新领导班子怎么组建呢?有两人想干,一个是干过三年矿长但当时已调在黄狮涝的那个人,要回来承包;还有一个是原生产矿长也想承包。但是两人在任时的影响都不太好,尤其是那个矿长,一当矿长就开起了“夫妻老婆店”,矿里人事老婆不同意就不行。所以煤炭局就不支持他两人卷土重来。最后煤炭局,派出了矿山救护队的小方来当矿长。
    方家在市里,天天早出晚归。八一当生产矿长,统生当技术负责人,领导班子还。统生当总工(技术负责人),有个电工当副的技术负责人——机电副老总。领导班子,还是大头,结巴海这几个人。他们,哪个是干事的人,局里捉鬼当人用啊。
    几个月不开工资,工人上班也无所谓。有的干脆就不上班。有的事,岗位上没人行,有的岗位,就不能断人。断了人,就要出事。但是矿领导班子几个人,哪个懂,那个问?负60的大泵,班班都要开的。否则,水越涌越多,大泵一被水演就完了。汛期井下水大。大泵开个不停,水仓里水都是满的。两小时不开,巷道里就要积水。八月一天,—60泵房的夜班竟然空岗,大水泵没人开,结果巷道中积水越来越深,天亮之前,水就顺着暗副井,灌了下去。将—210的水仓淹满后,又淹了负210的大泵房。
    那时没人着急。谁来问?市领导着急,可他们不懂矿山啊。救火似的拨来一变压器,用来放到新大井井筒里去排水。因为井筒子电缆是6600伏的,而拖动大泵的电机是380伏的,需要一台变压器在井筒电缆与电机之间用变压器变压。可带车带扒杆去立新拉变压器的机电副总工,到那儿竟不检测一下变压器,与老同学喝了酒后,就将变压器用扒杆葫芦,吊上了卡车。拉回到我们新大井,竟然也不检测,就吊下卡车,放到矿车往600多米的井筒里放。那时,井筒已淹了三分之一了。可是放到井筒水面上,接上排水大泵,通上电之后,电机不工作。手忙脚乱一检测,拉来的变压器竟然是台坏的!
    新大井筒子里水不停地再往上漫,人们忙着将电机大泵往上移,将借来的变压器拉到地面,再去拉一台好的变压器回来,井筒子里的水一漫过了负60大巷,救也没得救了。中矿,就这么被淹死了。60年打矿井的一些老家伙,听说井被淹,没得救了,有的大哭,有的大骂。
    哭也没用,骂也没用。一些“水嘴”管理矿山,真是捉鬼当人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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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最好看的帖子,我一直在看。为楼主点赞!为楼主点赞的地方有好多,文采!记忆!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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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饨西施”——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七


    早晨吃混饨,一元钱四个,三元起步,我要了5元钱的。摊主是个饶舌的四十多岁的妇人,身穿绿色短裙,裸露的半截胳膊肤色有些黑;这个女人臀部浑圆,胸部鼓鼓的,颇有些性感。她手脚麻利,嘴巴利索,一口清脆的安庆话。手里边包着混饨,边与对面煎饼摊的汉子聊天。
    我吃完混饨,起身付钱时,我问她家在潜山还是宿松的?她说,我们家本来属怀宁,现在归安庆市宜秀区了。她反问我一句:龙山,你知道吗?就是陈独秀那儿。听到这里,就又坐了下来,我问你们是怀宁哪个乡镇?
    这位混饨摊主,相貌秀气。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豆腐西施”,心底暗忖,她可称之为混饨西施。对我的问话,混饨西施答说:是五横乡月工村。
    我问:你娘家也在五横?
    她说:娘家在怀宁县凉亭乡新民村,娘家那村离马踏石不远。我家离沙河很近的,有一年涨水,水漫到家门口呢。后来,我姐夫作媒,就嫁到月山五横乡来了。
     我父亲是月山铜矿的矿工,三期矽肺死的。父亲原先在金鸡笼煤矿,煤矿下马时叫他到淮北去,他没去,后来去了月山铜矿。两个弟弟本都在月山铜矿上班,现在都下岗做生意了。
    我来这儿五年了,之前在上海闵行龙吴路那儿开了家铺子,后来才到这儿来的。早晨这阵子,生意很好,她手忙脚乱地。我问她老公呢,她说去买肉去了。
     她一边麻利地下着一碗又一碗的水饺,一边对我说:在家里,我是老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我属狗,1970年的狗,今年四十四了。我老公姓陈,他比我大五岁。婆家老公也是姐弟5个,他是老小,婆婆死了,现在要活着,90多了。
     小时候我们穷怕了,在生产队缺吃少穿。大姐比我大六岁。11岁时分田到户的。我父12指肠溃疡,孩子多,我们冬天没鞋穿,脚后根都裸露在外,年年害冻疮。十五岁时,就跟大姐到辽宁各地卖混饨,在沈阳,鞍山等地卖了五年的混饨。
     “非典”那年,我两口子,先后去了西藏。先在藏南,后到了日客则的聂拉木县的樟木,318国道的西端的边境小镇,卖手机。樟木是中国与尼泊尔交界处的一个口岸。
     我在樟木三年多,也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卖过手机。后来离开尼泊尔,赶回安徽过年,经过樟木时,已是农历11月底了,大雪天,走了30公里才到聂拉木县城。那30多公里,哪是公路?山间的小路,一尺来深的积雪,鞋袜都湿透了。两个当地夏尔巴人“苦力”带路。都是小伙子,他们是从县城背货到樟木,然后回去的。顺带给我们带路,我们付了七十多元钱。
    在加德满都时,那几年的尼泊尔就像我们一九四九年之前那样,内战打个不停。我们住宾馆里,炮弹不时落下来,先落下一个没爆炸,后又落下一颗炮弹,保安凑近去看看,到跟前爆炸了,保安被炸飞了,死了,地面炸了个大坑。
    尼泊尔穷啊,大冬天,有人还打赤脚。为了节育,尼泊尔女人都到樟木来上环,他们那边不会做这手术。尼泊尔人家孩子生得多,孩子都没饭吃。我们车子从樟木去加德满都,一路下坡,路边,尼泊尔女人就在山沟里,用淌下来的雪水洗澡。她自己洗了,就把小孩子拉到水沟里洗,小孩子都冻得直打哆嗦。
    象我们这样祖祖辈辈的农村人,养家糊口不容易啊。那几年为何到西藏?一言难尽啊。改天,我与你聊聊。
    离开混饨摊,我还在想,生活虽不易,但这个女子毫无哀怨,心地坦然谈着人生中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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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4-21 22:02 | 只看该作者

人生百味,最让人欣慰的是苦尽甘来。这样的记实文章真切感人,有时间好好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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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5-01 14:43 | 只看该作者

人家喊我们“铜呆子”——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八

    出了县城,过井湖路,从凤凰台旁边的公园北门踏上浮在湖水上的长堤。湖水东南方,阴晦天空下显出一矮一高并肩凸起的山影,那是两峰并肩的铜官山,真象站在江南的一对恩爱夫妻。
    顺着柳丝夹岸的长堤缓步南行,眼睛越过湖水,眺望着那铜官山清晰的山影,离马鞍桥百十米时,我发现铜官山的山影不清了。薄雾将铜官山凸起的轮廓遮掩得影影绰绰。临近桥北堍的那段湖堤两侧都是夹竹桃。
     过了马鞍桥,湖堤上仅走了三四十米,雨落了下来。随身没带伞的我,真正的前不搭村后不搭店,湖堤上仅有绿树与坐椅。往前往后去避雨,都有三百多米的路长。雨点很密集,容不得多想,我从包里拽出那块蓝色“仿江波皱”,披在身上。我笑,笑什么呢?这块蓝色“仿江波皱”,又增添了一个新功能。
     伏天骤雨,雨点既大又密集。这阵骤雨比早晨六点多的在荷塘边时遇到的那阵大多了。骤雨中在湖堤上走百十米,头顶着的双层蓝色“仿江波皱”很快就被密集雨点淋透了,漏下的雨水顺着头发,咪糊了我的双眼。得躲躲雨了。湖堤弯曲向小木鱼山的梅花亭里,七八个女士在亭内躲雨。亭子不大,人已满。我就从草地中快步走向湖岸那座水榭。
      进去,水榭东间有三个躲雨人,正闲聊。
      一个须发俱白,但年龄并不大似我的男人,面朝雨中的湖水。进了水榭,我从身上取下湿淋淋的那蓝布,那个须发俱白的男人正给临水长凳上坐着的老头在讲:
     “有一年夏天,江水上到人民电影院那儿。你们不知道吧?人民电影院本来在对面,邮电局西侧那个上去的人民二路上面。大跃进时,省公安厅在人民二路上坡那成立了采矿总场,负责用沿江两岸的几个劳改场的劳力,开发多种矿产。采矿总场与铜官山铜矿矿务局没有关系。没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采矿总场就撤销了。采矿总场的食堂很大,就改造为电影院。取名叫“人民电影院”。到七十年代末,这个电影院,夏季闷热,还是用矿井下的局扇长长的风铜的,往里鼓风,给电影观众降温。
     一个光头老翁说:那时铜陵就两家电影院,除了小街的铜矿工人俱乐部,就是这个采矿总场食堂改的了。长江大戏院到一九六四年才建的。
      另一个花头老翁说:早前,铜矿工人俱乐部就在铁路边,本来也是大草棚子,草顶,芦苇扎成的墙。   
      1957年11月的一天,刚进冬,那天西北风很大。当天晚上,铜矿请来上海越剧团的部分演员,正表演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几百观众正在全神贯注观看呢,突然俱乐部一面墙着了火,西北风劲吹,几秒中,火蛇就舔着了台上的幕布,穿着戏装的演员吓得连滚带爬往门口奔。跑得慢的观众,也有被火燎到头发的,也有烧伤的。很快,大火就吞没了俱乐部。起火的的原因,事后,有的说,是从横港开来的小火车,烟囱里喷出的火星,落到了俱乐部的草棚上。也有人说,不是小火车的的事——那时横港到铜矿的小火车,只白天开行,天一黑就不跑得。最后,经公安处侦查,也没找到具体的原因。当天晚上有个观众说,是有个抽烟的人,光顾着看戏了,一根烟抽尽,烟茬子烫到手了,他就连忙一甩,将还燃着的烟头甩到开了,这烟头甩到了他身边的芦席扎起来的墙上,被风一吹,呼的一下,芦席墙就烧了起了。引起了这场大火。大火后,58年上半年,才建起那像样的铜矿工人俱乐部。
     铜陵人,那些年做饭,家家户户靠柴火。煤气通了,才不砍柴。
     须发俱白的男人说:我小时跟父母从上海来的铜陵。我父亲是选矿工程师,日本早稻田大学回来的。1954年跟我父亲去上海出差归来,长江大轮到荷叶洲。长江大轮,下水快,5等仓,就5元;4等仓,6元3角。那时还没横港的,从荷叶洲下了大轮,跟我父亲乘小民船到扫把沟。
      交际处(宾馆),五几年这儿还有碉堡。芦苇中也还有一条鬼子修的铁路通往扫把沟。往铜陵县,也是芦苇中一条埂,两边水汪汪的。
     我家在友谊住。我先是在铜矿东村那铜兴小学读的小学,以后上铜陵一中。文革66年时,一中的初中毕业班4个;高中毕业班2个。爬铜官山,有三条路,都不好上。露采采空区那儿有一条,尾沙库那儿有一条,812队那儿有一条。1963年老师带我们爬过一次,是从812队那儿爬的。
     1968年11月知识青年下放,我插队到酉华(是第二批,第一批到陵阳)。1972年招工上来。铜陵下放的学生老实,所以被喊为“铜呆子”。
     我读初中时,小街那有个说书的,姓候,一个半老的男人。书场,就在公交车老四路站头那儿。芦席搭的棚子,冬天透风,很冷,说《封神榜》,《三侠五义》。1965年就不见这个书场了。那个说书的汉子,也不见了。
      不知何时,雨已停了,湖面上水气弥漫。我随几个老汉,在水气中走出湖畔水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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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5-10 16:15 | 只看该作者

     朱德元帅来省博,是我讲解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八十九

     “我81岁了,属牛的,1937年出生的。”
     “你不信?”戴白帽的老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本——老年证。
    戴白帽的老人接着说:“我老家在肥西,是三河毛家荡人。三河在巢湖边上,向东到巢湖,就是新河口。旧社会三河镇归舒城县,南边就是庐江,旧我们那儿人把庐江叫‘鱼江’。
    我是18岁来铜官山的,那时还没有铜陵市,当时叫铜官山矿务局。我是从合肥来的,是从安徽省博物馆调来的。我怎么进的省博物馆?说来话长了。
     我家祖辈住在三河西边的毛家荡。三河那儿地势低,河渠多,芦苇荡子多。抗战时,那一带土匪多,“四老爷”——新四军游击队也多。新四军游击队杀鬼子——鬼子的钢枪好,游击队员都要夺鬼子的钢枪。我五六岁时,有一天,几个鬼子乘一皮筏艇,从杭埠河里开来,到三河西边农村来。天热,这几个鬼子,不穿裤子,就用大毛巾齐腰围着,衣裳都没穿,看岸上有鸡就上来抓鸡,见到女人也逮了,强奸。新四军游击队就将这几个鬼子干掉了。过了几天,鬼子开来七八个皮筏艇,到我们毛家荡来扫荡。
    慌乱之中,五六岁的我,被我爹拽着跑进芦苇荡里躲避。没来得及跑的村里人,男女老少几百口子大都被日本鬼子杀了。临走日本鬼子还将房子都点火烧了。包括我们毛家祠堂。房子烧了,没住的地方了,我父亲就带着我就跑到三河了。三河靠近巢湖,那儿新四军部队多,鬼子蹲不住,日本鬼子没有多少部队守住三河。所以,老百姓靠新四军在三河,安全些。
    毛家荡我们毛家本来有个大祠堂,1942年被鬼子浇上汽油给烧掉了。父亲是炳字辈,我是文字辈。
    解放时,我十三岁了。解放后,在三河我读完高小。
    1954年发大水,遍地水汪汪的,三河也被淹了,我跟老父亲逃荒跑到了合肥。
    逃荒到合肥后,我考入四初中,就是现在的合肥四中,在淮河路省立医院旁边。读了一年多,家中缺钱,书实在念不下去了。正好那时新建的省博物馆,缺少讲解员。没钱念书,街坊邻居把我介绍到省博物馆去当讲解员。五几年,社会上有文化的人不多,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安徽省博物馆在三孝口,公安厅那儿。朱德元帅来安徽视察,到博物馆来,还是我讲解的。那时博物馆的房子还不大,刚成立。省委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都到我们博物馆来看过。曾希圣是个胖胖的,个头不高。”
     我问老师傅:省博物馆干得好好的,怎么来铜官山了呢?
     老师傅说:“那时,铜官山矿务局在省博物馆开个展览会,介绍铜矿的发展情况。矿务局长带一批人去布展,局长姓路,大路大路,叫路光。路光,是八路军的一个师长,他老婆是铜官山矿务局管组织人事。
     在合肥期间,路局长向我们馆长求援,要省博物馆支援几个有文化的年青人来铜官山矿务局工作。解放初期,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少,高小生都算是知识分子了。而我们博物馆的馆长在部队时是路局长的下级,馆长就做我们工作。要我们服从国家需要,到铜官山矿务局去工作。那时的年青人,都想学技术。再加上铜官山矿务局是重工业,国家重视的行业,个人以后的前途肯定比在博物馆当讲解员要好。所以,我就很高兴的离开省博从合肥来了铜官山。
    那年我正十八岁,当时一起来了8个小青年。在扫把沟那儿过的江,一冶——冶炼厂那时正建设。过了江,来到铜官山,那时,叫铜矿山矿区,没有户口本。职工名子都登在保卫处的大本子上。
    铜矿务局张荣,分配我去露天矿,我就去了露采,当时是作为干部分配的。那时的铜矿,职工拿的都是“工资分”。刚到,我每月是80“工资分”。那时职工食堂的荤菜素菜都便宜,扎肉(粉蒸肉)就五百钱(五分钱)一份。那时铜矿归中央重工业部直属,有钱,中央重视,所以铜官山矿务局有钱。
    1957年冬一天晚上,铜矿“工人俱乐部”失火。那时东村的“工人俱乐部”,是一座简易的,芦苇箔竖立起作墙,外表抹层石灰泥而已,房顶是铺的油毛毡,场子蛮大的。里面长条木板凳。秋后天干物燥,芦苇墙根处,不少石灰泥都脱落了,芦苇箔裸露。当晚,从上海请来的越剧团正演着《封神榜》,演苏妲姒的演员叫“肖菲菲”。大概是一个抽烟人,随手将快抽光了的香烟头乱甩,甩到墙跟去了。秋天风干物燥,烟头引燃了芦苇墙,火头顺着芦苇墙,呼的就烧了起来。台上幕布布景也着起火来。台下里看戏的人,乱作一团,一哄往外跑。争先恐后往外跑。那场大火之后,才建起砖瓦的“工人俱乐部”。
     1958年秋后,平顶山那儿,竖起十几个小高炉,大炼钢铁。炼出来的铁疙瘩象焦炭一样,都拉到马鞍山去了。真是瞎胡闹。
     当年从合肥一起来了8个小青年。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都吃不饱饭,挨饿,跑掉两个。我心思也动了,也险些跑走了。天天饿得慌,就不想在铜官山呆。但当时铜矿书记待我好,我就没好意思跑走。
    卢荣锦,那时在露采当总支书记。露采那块儿,开挖了10年,把一个大山硬挖掉了。我在露采干了十年。
    1966年七月,露采刚干完,人马就一锅端到贵池小铜山去了。我就去了铜山矿,到那就走不掉了。我在铜山干了22年。
    铜山矿57年开建的,有露采,也有井采。那儿的露采有两个大凹宕。井底负900多米。三四千矿工,连家属有上万人口。小铜山比殷家汇热闹。小铜山有个小庙,是土地庙,灵得很。
     小铜山离318公路,5公里;离牛头山8公里。离黄盆砸,也很近,翻过老山,过马吊河,过凤凰桥,就到了黄盆闸。到殷家汇,走小路,快一些,一个小时十分钟就到了。殷家汇,虽说是个古镇,但不如铜山。
     我是1988年在铜山矿退休的,51岁,提前退的。给大女儿顶替。我媳妇也是亲家退休给她顶替的。我与老婆提前退休,让两个孩子上班。
     当年从合肥一路来的8个小青年。如今,已走了五个了——见马克思去了。现在,在铜陵的,连我,就剩两人了,那一个在机厂,是个女的,姓董,肥西县桃溪人,也是逃荒到合肥的。那时有色机厂,在天马山那儿。

     这一讲,眨眼功夫,都六十多年了。养老金不高,怎么搞呢?想不开,怎么搞?想不开,也得过。只能与那些已死了的矿工兄弟比。毕竟,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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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5-20 15:18 | 只看该作者

年轻人,哪知道挨饿的滋味呢——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九十
    夏天,木鱼山树荫下的水榭内,临湖处天天坐着一些纳凉的老头老太。我有时也去那儿——隔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远眺江边的笠帽山,享受夏日难得的阵阵清风。早晨天气预报,今天气温又在攀高,上午又遛达到湖中木鱼山西,进入水榭,坐到一赤膊的老汉对面。听左右木凳上那几个有色公司的老汉闲聊。
    一个戴帽老头从我与赤膊老汉中间的栈道长走过,对面赤膊的老头伸手拉住行走的这个老头,戴帽老头回过头来,停下脚步。我身子往右侧移了移,让出位置,给这戴帽老头坐下。身材清瘦的戴帽老头与赤膊老汉闲聊起来:
    戴帽老头说:我快80了,1968年来铜陵的。部队转业,本来是分到芜湖的。我是在峨桥参军的,转业回芜湖离家近些。可那时芜湖两派武斗,尤其芜湖机电学校的学生,天不怕地不怕,动枪动炮地干。解放军战士在中间制止,也制止不了,那些狂妄的学生,连解放军也不放在眼里,一些解放军战士,被楼上扔下的石块砖头砸伤。后来12军军长李德生,只好亲自出面。军队的广播车在前头广播,通知机电学校的学生,我们军长要到你校视察,必须立即停火停止武斗,枪支弹药及所有武器在8小时内集中上缴,否则,违抗者当按照《公安八条》就地处置。当时学生都知道那年四大部门公布的《公安八条》的历害,只得听从李德生的警告,停止了武斗。但是,芜湖乱得一吊糟,也没人理会我们这些复转军人。我回到部队,1968又把我分到铜陵来工作了。
    我是1959年参军的,是空15师的。我们师在后来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属于他们依靠的骨干力量。部队番号是“@@@@ ”,林彪垮台后,我们部队番号,也取销了。我们师长很有名,抗美援朝中的空军英雄。他是朝鲜族,姓韩。
    建国有功的人,50年后,历史会对他们作出评价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正在空15师。当时,我们当兵的口粮也紧张了。一去,我们吃饭是大桶,尽吃。到60年时,连队吃饭不用大桶了,也是每人分餐定量了。一人一个钵子放进米,在笼里蒸。蒸出来的饭,水汲汲的,不好吃。在部队,我们也挨过饿的。
    七月底,部队得到机场附近农村帮助“双抢”。“双抢”时,我们也挨饿的。连队本来早晨是稀饭馒头,午餐是米饭。连队去帮助“双抢”,到中午,炊事班会将饭桶送到田间地头。但是我们一吃饭,农村的老人孩子们都眼巴巴地围在周围看。我们怎么吃得进嘴?就叫他们来吃,他们就一哄而上,抢饭吃。抢不到就又哭又骂。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
后来部队就改了,首长命令炊事班早餐多做,让我们吃得饱饱的,再去田里“双抢”;中午呢,炊事班还是送饭到地头,但我们反正也是吃不到的,就给周围的农民去吃。
    “三年自然灾害”,可把农民弄苦了。现在的农民,种田多快活。七八月“双抢”时,少受多少罪啊!起码不再饿肚子了。就这样,我们老家的许多田都还荒着呢。种田划不来,谁种田呢。不少人都丢下土地去打工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挨饿的滋味呢?
    老汉感慨一阵子,与赤膊老汉起身,双双离开水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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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5-30 14:57 | 只看该作者

  我们单位的“卫东”——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九十一

    几天阴雨,今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天井湖中马鞍桥,两个老头倚在石栏闲聊。绕湖大半圈的我有些走累,停步也靠在石栏歇一歇。只听那个面庞文静的老翁说:
    有时候,人会被命运捉弄。一心想成仙的人,可能落入地狱。我们单位里两个名叫卫东的都是如此,年纪青青,自己毁掉了自己。
    前一个卫东,戴眼镜,死得多突然。前年立冬那天晚上,寒潮来袭,这个卫东非要带着老婆到“古松”那儿去吃请——他是小单位的经理,包工头子请他晚上去喝酒。接到邀请,他高高兴兴带老婆同去。夫妻倆一道去,路旁叫辆出租车不是很方便吗?可他非得开上公车——一辆平头小货车;去的路上,边开车边用手机邀了几个狐朋狗友。当晚风寒还飘起了雨,一帮人在古松喝了酒,夫妻倆径直开车回家不就罢了,出酒店前,非要邀酒友们去进行下一个节目——到百乐门歌厅去嗨歌。离开酒店,这个卫东开车上路,顺着铜官大道往市区开,开了两分钟,这个卫东内急,就将车停到路边,下来撒尿。在他身后出来的一个酒友,开着借来的轿车,从这个卫东身旁急驰而过,卫东心里不服,你敢超我的车?看我怎么超过你!上车后,卫东他加大油门在路上狂飙,很快超过酒友的车。那个酒友也是酒兴大发,看卫东的车越过自己了,也就猛踩油门,一下子追尾,顶到卫东车尾的左部,卫东的平头小车的车速本来就很快,被快速赶来的轿车一顶车尾,卫东开的小车猛地加速,斜斜地顶到路边刚树起的金属路灯柱上。如今的轿车小车,看起来是钢皮裹着,实际上薄如鸡蛋壳,根本就不堪一碰的。卫东驾驶的平头小货车,猛地撞向金属路灯柱后,车头中间顿时凹下,开车的卫东前胸无处躲闪,还没明白咋回事呢,就一命呜呼。丢下了妻子年幼的孩子,还有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急吼吼地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
     这个戴眼镜的卫东,真是找死。有人请吃,是开心的事。可是为了喝场酒,竟把自己小命葬送的,还真不多。他那天晚上,不开公车去,绝对没事。多人聚餐,酒喝多了,打个的回家,能安全回家。酒驾,能不出事?况且路上还与酒友飚车,祸殃能免得了吗?
    那个追尾的肇事者,是卫东邀来的。如果不邀这个酒友来,那晚卫东的车也不会被追尾。事后,单位同事说,卫东那天邀来的那个酒友,哪是来喝酒同乐的呢?是明明是请来的脍子手——执行送自己到阎王殿报到的杀手。
人啊,不能兴头呱脑的,特别是那些手里有些权势的人。潇洒可以,寻乐可以不止。但不能无止境,无休止的欢乐。欢乐时间长了,祸殃就会窜上身来,躲都没地方躲。
    后一个卫东,是局里派到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是个转业军人,四十岁才出头,接任的还不到三年,先是被双规,不久就判了三年徒刑。他在收受贿赂时,被行贿者暗中录下视频,之后行贿者就持这视频到省检察院举报。省检察院来人,将其带走时,我们局领导还不知道。这个卫东心太渴了——据说行贿款子就五万元。结果,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不说,老婆孩子都跟着抬不起头来。失衡的欲望,使自己从近乎天堂的领导位置,堕落进了监狱。
     另一个老汉说,这几年被双规家伙太多了。我们局里也有被双规的。
     望着面前波光粼粼的湖水,我想:掌控公共资源的权力,看起来是个好东西,但不谨慎使用,也会让一个人万劫不复的,尤其那些不能清醒看待自身欲望的人。欲望,是人类生命的土壤。没有欲望,个体生命不可能从无到有,不可能成长。欲望消逝了,个体生命就要完结。但是另一面,欲望又是魔鬼。蒙昧的生命个体,身在黑暗中的蒙昧的生命个体,如飞蛾,被欲望这团火吸引着,飞舞着扑进那团火光之中,而被魔鬼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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