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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7 12:55 | 只看该作者

喜欢看这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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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7 16:22 | 只看该作者


“出了城门往北去,张查朱黄四大家”——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五   

    5220761—1318
    初伏第九天,早晨的天空,弥漫着雾霾。踏上湖水夹着的长堤,南望,看不到夫妻山的山影。翻下双孔拱桥时,对面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上桥。我转过身,想看自行车能否冲上桥顶,自行车连速度都没减,就越过桥顶,不见了。没等我转过身来,桥南树荫下长椅坐着的一位老者发出了感叹“嗨!一下子就翻过桥了”。我转过身,说“他自行车好。”
    右手拎着塑料袋的我走近长椅,老者问我“袋里是什么书?”
    我将塑料袋放到长椅北端,边打开边说:带瓶水、带本书,哪儿凉快,就在哪儿翻翻。
    老者从我敞开口的袋子里拿出书,看了一下,“嗷,是《语录四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熹的《朱子读书法》、叶玉屏的《六事箴言》好书好书”。
    等老者放下书,我问老者“可有七十五岁了?”
    老者说,自己78岁了,属小龙的,姓丁,就是本县人,太平乡的。
    我问他:太平公社哪个大队的?
    丁姓老者说是“鹳心的”,就是老鹳嘴的。
    我问老者:您小时在老鹳嘴上的小学?
    他说是的,在老鹳小学毕业,之后上的师范。
    我问老者:到哪儿上的师范?安庆?
    老者说:不是安庆,是枞阳县师范。我们去的时侯,叫湖东县师范。读师范,不要钱的。每月国家提供8块3角钱的生活费。师范的课程,与初中三年的课目差不多。
    我说:那是发大水之前,在汤沟吧?
    老者说:五四年的水多大啊,枞阳那儿淹得够呛,天井湖与长江连成一片,木船都只接划到五公里天桥下。
    丁姓老者说:师范读了三年,毕业分配到贵池西边的乌沙小学。在乌沙小学干了三年,调回铜陵来教书了。
城关镇小学?
    老者说:不是,调回乡下我们老鹳嘴的鹳心小学。
    我笑着说:由鹳心小学的学生,摇身一变,变成老师了。
    1975年又被调到县一中,就在一中退休的。
    我说:退休前,职称可搞到中教高级了?他说没有,只是中教一级。
    我第一次到县城来,是1956年小学毕业后到铜陵一中参加升学考试。几十里路,全是步行,从老鹳嘴走到汀洲走到朱家嘴,走到县城;然后穿过横塘埂,就是先在的井湖路,去的市一中。那时市一中刚从荷叶洲搬过来,考场在那座二层的木地板的楼上。
    横塘埂南端,天井湖宾馆那一片低洼,小路两边尽是一人多深的巴茅。牛奶厂那块那时有个小山丘,丘顶是一个残破的碉堡,日本人修的碉堡。
    50年代那时候,县城的城墙还在。铜陵县的县城,传说朝庭叫修个四周30里长的城墙。县令梅老爷,是个贪官,就只修了三里长。仅仅是南边、东边修了城墙,西边北边都是借山势,凿陡,当作城墙的。50年代,只南门有个城门楼子,城东门,是没有城门楼子的。
    旧时,不是有句老话吗:“出了城门往北去,张查朱黄四大家”。这四大家,是铜陵县城北的大户士绅。但解放前铜陵县最富的人家,是北埂王。
    黄家聚居在那儿?县城东边六七里,是两条山冲,聚居的大都是姓黄的。黄家大都聚住那儿。
    我问老者:“黄家亭在什么地方?”
    老者说:在县城与朱家嘴之间,黄家亭到朱家嘴七里路,到县城也是七里路。路东有一座六角亭,供行人歇息喝水。因为是黄家人建的亭子,所以都称之为黄家亭。”
    黄家亭,早拆掉了。铜陵县城东门这一带,这几十年,真是沧海桑田啊。年青人,没印象。我们这些老年人,脑袋里残存的记忆,面对如今的宽阔的井湖路,县东门的高楼大厦,我们真像从梦境里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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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8 13:03 | 只看该作者


   我只做“铜陵第一”——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六  
  
    清明,适逢农历“三月三”,天井湖畔,红男绿女,游人如织。晴空万里,有风。走路觉不着,湖畔椅上坐一会儿,则感到有些凉。
    过了三孔桥,往回走。走到观湖阁三叉路口时,电话亭外侧摆了一张小方桌。桌旁坐一戴黑帽,穿西装的中年男子。我走过去,看看这男子是玩什么的。小桌上铺满了黄纸,打了红线方格的黄纸上写满了古诗词,黄纸上摆着一本薄书,薄书封面上写着“坛经”与“金钢经”。小桌左边还斜立着一招牌,上写着“ 招收学员,教学签名”。
    电话亭北边吊椅上一瘦瘦的男子(属兔)转头,朝着我们,唤了几声“老W”,给我讲着话的“老W”,不知是没听到,还是装听不到,如若未闻。过了几分钟,吊椅上的男子改口直呼其名“文龙---文龙----文龙-----”,坐在小方桌旁的“老W”,才转过脸与吊椅上那个男子打了个召呼,就又继续与我讲话。
    两个人踱到“老W”小桌旁,向W询问。我则挪步走到吊椅前。荡椅上男子招呼我坐。坐到吊椅上,我问,你也是铜锋电子厂的?他说是的,2002年进厂的,比老W晚。姓项,就是项羽的项,是和县人,家在霸王祠不远。我问“ 老W是那个车间的?”他说是“ 制造车间的 ”。
    而 “老吴”对我说:他1964年出生,是在铜山矿(贵池境内)长大的。父亲是和县人,母亲是无为人。1958年父亲离家到江西去找工作。小轮船码头上人很多,排号排到几百号,排几天,也没买到船票,身上几块钱,快花光了。就沿江边从芜湖往上走,顺着江岸走到古镇大通,听说铜官山召工,就又返回到横港来报名,结果分配去了铜山矿。
    “老W”说,我老婆是青阳的,竹阳乡的。也在“铜锋”上班。老岳父还在,90多了,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老W”说,女儿在淮北颖上一家大学(颖上属贫困县,能有大学?)读书,学旅游管理的,现在上海实习,找个“平原游击队” 的。
     我感到不解,问老W,“平原游击队”?是啥子人?
     老W说:女儿找的个男朋友,家是滁县农村的,也在上海打工。没房子,没正式工作,不是游击队员,是什么? “老W”说,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女儿找了个这样的人!真是“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老W”说,自己从小在贵池铜山矿长大,在铜山我学会两门手艺,一是理发,一是照相。业余时间,教授小孩写硬笔书法。天天傍晚,就在北京路学院对面摆摊。
    “老W”说,别看现在有人笑话我,50年后,人们会知道我的。我只做“铜陵第一”,绝不做第二。
    “老W”的嘴巴非常溜,讲起来滔滔不绝。他那张嘴,如同卖瓦盆的,说起来是一套又一套。对世态,是那么忿慨,对自己则是涂脂抹粉。
    “老W”那个同事告诉我,自己也爱好硬笔书法。并告我说,当代硬笔书法写得比较有名的是田英章------国务院写任命状者。当代把欧阳询的字模仿到精髓者。书店里有他的贴。国务院任命书的高级书写员。
    呵呵,铜官山下,鱼龙混杂,有些人小觑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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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8 18:12 | 只看该作者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心也甘。”——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七

    杨家山下,地下商场那一片。三叉路口往上拐,走在路左边时,路边花坛边坐着的几个老翁正听一位站着的老头讲话。我凑上前去,听这老师傅讲些什么。
    这老师傅声音很大的说:
    “现在唱M主席的歌,能唱起来;唱其他人的歌就唱不起来。”
    “L少奇与M是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忽悠词。
    “M在庐山会议就看出了J青不是个好东西”。
     “文革时,那个热闹。”
    我是跟父亲到铜官山来的,正读小学时,1952年从浙江长兴煤矿来到铜官山。
    解放前,我父亲在浙江长兴矿干事。铜官山解放后,铜矿要恢复生产——保家卫国,不能不打仗,打仗,没有铜怎么行?华东工业局就从长兴煤矿调了一些人来铜官山。我们一家就来到了铜官山。
    小学毕业,到大通荷叶洲读中学,那时铜官山下还没中学。后来因父亲去世,就中断了在荷叶洲的学业,进铜矿参加了工作。在工人俱乐部当服务员组长。工人俱乐部,那时在小街东头,电影场是草棚子,芦席糊的墙。那时俱乐部不仅有电影院,还有图书馆,溜冰场。
    文革中,我是属P派“北京公社”的,与C秃子是一派的。C秃子也是跟父亲来铜陵的,父亲叫C Y S。
    C秃子,并不是瘌痢头,年青时他的头就败顶,脑袋缺毛,光滑滑的。所以都称之为C秃子。他也是铜官小学(东方红小学)的毕业生。他是机厂一个车间的。文革爆发后,他跑到我们俱乐部占了一间办公室,自立山头,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自任司令。
    他与当时的总工会主席陈力夫,互相利用。后来抓“黑手”, C秃子反革一击,揭发陈力夫。
    批判市委副书记申※※时,申的女儿竟也稀里糊涂地与C秃子搞到一块了。
    “北京公社”是P派的。那两年,P派大游行,开大会,都是我领呼口号。P派大游行,队伍的前头,开到三公里了,长江东路会场这儿的人还没出完呢。我的嗓音高,大会场上不用麦克风,后边的人都能听得到。所以那两年,就都由我领呼口号。
    后来C秃子不是被清查了好几年吗?粉碎四人帮之前,就审查他了。这个人很聪明的,但是男人的那种毛病很重。
    铜陵特区军管后,军管会主任是张翅,张翅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能讲能写能干。他是南京军区后勤第15分部(番号是南字331部队)的政委。这个人是个秀才,能讲能写能干。星期日就把干部都赶到井下去劳动。这个军人,演讲很有感染力,开大会,他一讲话,下面几千人鸦雀无声。
    1970年,铜陵特区各处墙壁上,大烟囱上都刷写毛主席的一个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军代表张翅,也提出了一个口号:
    “甩一跨二直登三,四五计划翻一番,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心也甘。”
     第一句中的“一”“二”“三”,是铜一万吨、铜二万吨、铜三万吨的代称。1970年特区粗铜总产量,是一万吨。
    那两年,铜陵有色的人,有谁个不熟悉这四句话呢。
    文革后,我在有色供销处当车辆调度,一直干到退休。
    那文革中当车辆调度是很吃香的。那时物资紧缺,车子四面八方跑帮人带东西。但是,有次出差在上海,被汽车撞伤了。
    老师傅说,“我讲的是党史,都是正规的东西。家里藏不少文革前后铜陵的资料。党史办都请我去讲党史。还给我录过像的。”
    呵呵——这么大年纪的老师傅,肺活量真不小。若不是一阵雨落了下来,人纷纷走掉,老汉还会吹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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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8 22:17 | 只看该作者

看到11楼了。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民间史记。很好的纪实文学!向老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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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13:12 | 只看该作者

我们队的报告卖了两亿多——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三十八

    大巴在西去的G50高架上行驶,车窗外是烟波浩渺的太湖,邻座那位60岁上下的男乘客,说:今天这个车开的慢。我俩都坐在车厢尾部最后,车上无聊,我俩闲聊起来。他说:
    “ 我是321地质队的退休工人,上海下放老知青,夫妇俩户口都已迁回并定居在上海了。今天回铜陵,是我们地质队一位老师傅去世了,接到电话,赶去铜陵参加葬礼。
     我是1970年11月跟“东方红10号”大轮,到皖南农村来插队落户的。插队在贵池县殷家汇公社西山大队上塘生产队,那儿是小丘陵地带。当时是照顾来的池州,要不,得去黑龙江,去贵州,得去淮北。淮北地区多苦啊!”
     我是上海“市东中学”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市东中学在杨浦区荆州路上,靠提篮桥,靠近平凉路那儿。文革前,是市重点中学。父亲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个月,跳楼自杀了。他“受不了啦——天天蹲牛棚,挂牌,游斗。” 解放前他在“中波船运公司”干事,经常漂洋过海。海员。家中经济条件好一些,有唱机等洋玩意儿。文革一开始,有人就说我父亲是“特务”。大串联时,同学们都到北京去,我不敢去,家庭成份不好,哪儿也不敢去。
     我父母生养了五个子女。我上面有四个姐姐,我是老小。文革插队落户时,四个姐姐都有工作,我不去是不行的。不去父母是要吃苦头的,单位要给父母办学习班的。四个姐姐晓得我退休要回上海的,90年代她们四家凑钱给我买了一套房子。那时便宜,买就二千多元一个平方。
    贵池离上海不算远的。到哪儿插队的几年,我没下过田。到殷家汇上堂村几个月后,表姐夫就帮我联系到“小三线厂”做工。贵池县境内有好多家上海人办的“小三线厂”。1.8元/天。每个月缴生产队30元,自己还能落20多元呢;生产队给我记一个工。但到年底,只能分到5毛6分钱,分粮食,自己挑走。我这样做,生产队也很高兴的,在生产队出工,干不了什么活,也得记工的,到外打工,还缴给他们1元钱。生产队也很高兴的。
     知青安家费,可给了?县里给公社一批钱,我们没拿到。生产队有30多户,西山大队上堂生产队;生产队离殷家汇7公里。还有合肥知青。生产队里瘌痢头多,“孬子”多——近亲结婚造成的。南边就是唐田公社,再往南就是石台县的丁香公社小河公社了。
     到小三线厂去做工,缴钱给生产队,生产队分粮了,我就回生产队一趟,领稻子。生产队长派劳力帮我挑到殷家汇。我在殷家汇化7角钱搭客车去贵池。27公里到贵池县城,就到秋江饭店转运处那儿,候三线厂出来办事后返回山里的汽车。跟他们的汽车到厂子去。
     贵池山区的“小三线”有七个厂,还有一个长江医院,一个车队。那是林彪他们搞的“507工程”,造高炮的。就在贵池南部的大山里,一个叫“百安”的地方,胜利厂是总装厂,在百安。还有火炬厂,五洲厂,长征厂,永红厂,前进厂,都是造高炮的各个工序厂。八五钢厂在梅街那儿。离贵池有60公里路呢。上海机电局的组织的------就是四川路上的机电局。我有个表姐夫在“507”工程指挥部工作。
     指挥部在贵池地委大院里,在秋江饭店有个转运处。表姐夫是我母亲家的亲戚。“507工程”几个厂,八十年代末设备厂房都交给池州,当地开始还不愿要。后来接收了。那儿的上万人员全撤回上海了。
     我这样干了四年多,1975年招工到321地质队。2006年退休的。地质队属于事业单位,退休金比企业要高得多,目前我每月退休金3000多元。国庆节前,每人加了1000元。国家对长期风餐露宿在野外的地质队职工,还是蛮照顾的。
    妻子也是上海知青,1976年招工到铜陵市运机厂,那是企业,她退休金1000多一点,我拿她三个多。
    那时,还有招工招到扫把沟窑场的,矿山机械厂的,这些单位都穷来兮的,也有好的单位,招到供电局的就很好。我们321地质队也不错的,现在职工每个月的平均工资都在4000元朝上。
    女儿一出世,户口就落在上海,在上海阿婆家读书。现在香港汇丰银行当翻译。
    他左手腕是一块老大的手表。说是香港朋友送的,“就五千块”。  
     这个老知青烟瘾很大,12点50车一进“宣城西”服务区,车门还没开,他就掏出根香烟,点着了。他进餐厅吃饭,吃饭后嘴上又点了一枝烟。他说,两天三包。
     车开了,我俩人接着聊。他说:改革开放后,我们321队经常外接勘探工程。九华山上的两个索道,上百岁宫的,上天台的索道,都是我们321队帮助架设的。
    1991年铜陵开始建长江大桥 ,羊山矶江流上打钻,是我们队与芜湖的332队共同完成的。他们打靠西岸的,我们321队打靠东岸的。冬天打钻,冷嗷!冷得不得了。打一百多米深,见到基岩。江底五六米厚的淤泥,淤泥层下是黄沙层,黄沙层下才是基岩。取基岩岩心,岩心送到省里的中心化验室作耐压测试,看一平方厘米能承受多少压力。
    有色金属矿藏都在闪长岩下面。瓜山铜矿是我们队发现的。DONDIAN,XILONG ,都去过,我们有钻机。
    上海现在建楼房,都是打到墨绿色的石头就停止了。现在,我们队还有个项目在上海正在干着呢。地质队,现在的日子好过。勘探,发现矿藏了,不象以往,要逐级上报,之后由国家指定由那个企业开采。现在地质队勘探出矿藏了,可以招标拍卖。地质队得到的钱就多了。去年我们队的矿藏勘探报告就卖了两亿多元。
     2点40分,车子进入铜陵市区,他打手机,对方说灵堂设在官塘路一家酒店里。他告诉对方,到汽车站下车后他打的,去官塘路。这时,车子从建设路右拐,拐上北京路。前面要在学院门前停车,下一部分乘客。我告诉他:你既然去官塘路,就没必要到汽车站了。学院马路对面一百米,就是官塘路。他说,谢谢,我对市区的道路不熟。说着,车到学院门口停了,他就随大多数乘客下车了。
     几个小时聊了一路。他下车后,妻子有些奇怪:怎么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呢?我说,你看不出吗,这是一位朴实的上海人,一个天性未冺的上海老知青!
                     
                                         (606116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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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菠菜的老妇——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三十九
   0181256~1045

     时近冬至,六点半,天才亮。山前山后天空上,有长片的灰云。九点多了,太阳都没能钻出灰灰的云层来。每到秋冬季节,耸立江边的铜官山,要不如同满脸灰尘的卖炭翁,要不就被灰霾所遮掩。
     阴冷的街道上,逛街的人倒不少。街头不远就是一个烤山芋的铁桶。人民电影院对面,长江路北侧人行道,裹着厚厚冬衣的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冰冷的人行道上,躺着一头发苍白的老头,头前摆着一乞讨用的不绣钢小圆盆。男男女女过来过去,熟视无睹。
    照相馆里穿着羽绒服的小刘双手捧一块红心烤山芋在啃,我问她几块钱一斤,她说就在天桥下买的。四块一斤。
    路对面的家得利超市,这年把在苦苦挣扎着,今年的经营在继续收缩。继两年前将一楼店面外租后,前几天又将三楼整体出租,自家只在二楼经营。这家超市,在附近南北两家后开的超市夹缝中苦苦挣扎。
    花鸟市场上,经营户都将花卉苗木,用大塑料棚蒙了起来。一个挑两个菜篮的老妇,向路人推销着菠菜。我停下脚步一看,老妇前头那篮子里是碧绿的菠菜。老妇头巾裹着头与脖子,只露出脸庞。
    老妇人说:“两块钱一斤,嫩啊。地里还有棉花,卖了菠菜,好回去摘棉花。”
    一个花店少妇要称一斤。
    听说“ 地里还有棉花”,都要进腊月了,地里还有棉花?
    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安平的(本县江中有三个江心洲,其中最大的洲上有胥坝、安平两个公社,现在合为一个乡了)。我问她怎么到市区来的?她说是从汀洲过江来的。绿绿的鲜菠菜不错,我也要她给我称一斤。
    老妇说:家里种了8亩棉花,花还没拾完。今年棉花不值钱,只卖到390元/担。去年卖到650元/担,我家去年八亩棉花,卖了一万多元。今年不行,小贩子上家来收,就390元。是籽棉。他们410元卖到榨花厂,一担挣十多元呢。
     一亩地能收三百斤棉花。“ XIN”棉花,靠农家肥不行,要化肥。什么化肥?不是尿素,是“史丹力”。
     老妇说:“广告上不是说:全世界农民都用史丹力嘛!”
     老妇说:“我六十了,属大龙的。除了种棉花,家里还看两头猪。对面一家花店的少妇说,你家猪杀了,到这儿来卖,一会就卖光了。
    卖菠菜的老妇一边给人称着菠菜,一边对花店少妇说:不行,我儿子我女儿,几家还不够分呢。”
    我问她:你几个儿女?她说我三个,两女一儿。老头子在外打工,他比我小两岁。
    我说:你儿孙成群,怎么还这么辛苦挑担过江来卖菜?她说:“我儿子买了房子,还要装修,钱不够。卖点菜,积点钱来帮帮儿子他们。”
    “过江轮渡,不要钱的。菜筐要钱。车子过渡要钱的。”
    老妇心境阳光。对我的问话,都是爽朗地回答。虽然,天空阴霾密布,街道上寒风嗖嗖,但听了卖菠菜的老妇的一番话语,我眼前似乎也闪耀遮一绺阳光。
     铜官山人,如都有这老妇的心态,铜官山下何愁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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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15:22 | 只看该作者

主席逝世三个小时,我们就接到通知了——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

     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半个月,我被派到合肥,去参加安徽省第五期工农干部读书班。去年死了的铜陵市原交通局长胡某某,比我们早一期,他是第四期的。
    那年八月开了工资,我去的合肥。唐山大地震刚过,各家各户都住在防震棚里。我们到了合肥,住在长江路西边,农学院那儿,每月18元。第5期工农干部读书班有一百七八十人,按行业分成若干个组。我所在的组有头十个人,男的多,女的少。女学员姓沈,是个大个子,来自合肥公交公司。男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枞阳的,有一个来自淮北沈庄矿的(是从复旦大学到的沈庄矿),还有一个来自肖县郭庄大队姓史的——他母亲是矿院老师。还有一个男学员是濉溪县的。
    有天我们几个在宿舍闲聊,那个来自濉溪县的他讲:
    一九六零年他们庄老百姓人饿死光了,自己小,八九岁,春天搓青麦穗吃,才没饿死。庄里大人胆子小,不敢偷青麦吃。小孩不怕,所以没饿死。
    说着说着,这个大男人情不自禁哭泣起来。旁边枞阳县来的学员赶紧说:你就在宿舍里说,千万不要在外面讲了。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的事,从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讲的。只有家人在一起,才谈那个凄惨的年月。
    9月9日凌晨三四点,睡梦中的我们被叫醒,不知发生了啥事,匆匆集中到大会议厅,省委副书记等人向我们宣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刚刚逝世了,大家顿时惊呆了,有的人哭泣起来。之后,组织部长吴从树——就是我们有色机厂升上去的那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你们不要外出,二是不要向外面打电话,三是要将痛苦压在心头,暂时不要哭出声来,四是安静等待中央广播电台的讣告。接着,院门就关闭了,我们回到各自宿舍,也不敢再上床,也不敢言语,就都呆呆地坐着。
    等到傍晚,院里大喇叭播哀乐了,我们站着仔细听讣告。有人放声大哭起来。听完,我们就忙着去布置灵堂了。
悼念活动结束,我们这些学员,分成若干个组——省委联络组,被派到全省一些重要的单位,我被派到淮南矿院。任务是参与该单位的理论学习,听取各单位的讨论情况,定时想省委汇报。
    紧接着“四人帮”被抓了,在矿院的我们几个,就各人分一个系,领着学两报一刊社论,除了照着报纸念,照着报纸讲,一点也不敢大意。到元月份,我们这期读书班,就宣布结束,各回各的地区与单位。
     但是第二年,我们都受到了申查,有人还到我们单位,找我,再三询问,在矿院作为省委联络员,讲了些什么话。再三盘问,我被告得很烦。但只好一遍遍重复两报一刊的话。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机厂的吴从树在文革中升得高,1971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1973年5月任省委常委,6月任省总工会主任,1974年5月起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成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安徽省公安厅一把手,省民兵指挥部第一副指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77年11月,免去吴从树的省委常委职务,进行审查。最后结论是:积极追随江青集团的“三种人”。1984年安徽省委开除了吴从树的党籍,回基层工作。之后,他就到有色井巷公司当工人。听说他后来依托老关系,办了家公司,一度经营得很红火。
    当年的一些“三种人”,在改革开放中,都成了大款。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白卷英雄张铁生,还有我们铜陵的那个“C兔子”几个,都发了大财。
    七五七六两年,参加工农干部读书班的成员,后来都受了审查,80年代也有不少人再次受到重用,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交通局长。
    世间许多事,是说不清楚的。爱情,是这样;世道,是这样;политической,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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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20:27 | 只看该作者

    张翅对铜陵的贡献不仅仅是“双三万”,还有芜铜铁路(这是兴铜的关键),老火车站就是他,动员全市人民献砖献瓦盖的,配套的义安路是铜陵当时最宽的道路,招到想搞他的人诋毁——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说浪不浪费,过几年你们再看。他正直使我们铜陵有“区”变为“市”。

张翅是不是以前的市长?听我妈妈她们聊天说过的,很随和的一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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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20:33 | 只看该作者

不知楼主有无将这些文章用纸张打印出来,我想保存一份,看到这些文章,好像我老爸和我聊过去的一些人和事,难以言喻这样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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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21:31 | 只看该作者

楼主写得不错,点个赞。篇篇皆怀旧,叙事散文体裁,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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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9 21:48 | 只看该作者

楼主写得不错,点个赞!叙事散文体裁,篇篇皆怀旧,怀念铜陵的那些流逝的大事、往事,逝去的一位位有建树老人……老铜陵人读来,颇有亲切之感,倘是性情中之人,未免眼眶湿润,泪花儿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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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0 14:05 | 只看该作者

    “人生多磨难”——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一

    今天是“中元节”,江右小城气温33°。午前,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湖畔景色旖旎。清风徐徐,渌水粼粼。
    北门踏上湖堤。长长堤岸水边一溜十多个农妇在挖电缆沟。过了马鞍桥,湖边挖沟的还都尽是农妇。走到长堤弯曲处,我停下脚步,问正在挖沟的一个农妇:老板给多少钱一天?那个年过半百的农妇说,按米计钱的。中午不给饭吃的,要自己带饭来吃。连车费都是自己的。我问你们是哪个村的,她说是西湖镇新圩村的。在立新煤矿那边,有小30里路呢。立新三号井西北,四五里路。四个农妇都50多岁了。我以为40多岁呢。
    看来9月份劳力是够紧张的。工期紧,9月20日前都要完工的。公路局退休总工老李说,一米10元。我说10元是挖沟铺上电缆再填平,整个项目,定额可能给包工头是10元的。挖沟,不可能超过3元的。前天,贵池来干的民工,26米就给55元,外加一顿盒饭。
    面对粼粼渌水,树荫下我与李“总工”聊了半天。李总很感慨地说:“人生多磨难”!
    老总说:老家在江北义津区刘集。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家里有田还有地,10亩没有,还有片山林,没山林哪有柴烧呢。父亲去世早,23岁就死了,当时我还没出世。父亲死了5个月后,我才出世的。土改时,家中就只有母子两人,我才五六岁,未成年。叔伯兄弟都划成地主了。
    童年,我先跟着外祖父念两年私塾。外祖家在钱桥。1952年到义津街上读小学,一插班,插到五年级。读了两年不到,小学毕业,原打算报考浮山中学。一个名叫吴昌银的同学劝我,考安庆的中学更为妥当。到浮山念书,也得住校。那就不如去安庆读书了。再说,安徽省大中专招生肯定优先在安庆招,到山沟里招的可能小。我想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就跟着吴昌银一起去安庆。
    义津离安庆有一百里路。步行去安庆,一天没走到。路上在罗家岭还歇了一宿。吴的舅舅在安庆粮食局工作。第二天才走到安庆。报考圣保罗中学,就是如今的安庆三中。那是所美国教会学校。在城墙下,隔壁是安庆女子中学,对面是卫校。隔一个城墙垛子就是安庆师范学校。学校后面城墙外就是不莲湖公园。离龙门口临江寺都还很远呢。
    在三中(圣保罗中学)读书时,同桌女同学对我很好。她是地委副书记许某某的女儿。叫许少云,后来改名了,嫁给水利局的一个工程师。前几年我还到安庆去找过她。是另一个交通学校的老同学开车将我送到水利局宿舍。找到许的,她早已改名为许敏。丈夫已去世。一个孤老太太。在三中时,她知道我喜爱黄梅戏,就经常送票给我。解放初期,安庆市有两个剧场,一个叫民众剧场,在孝肃路(王少坊潘憬俐在这个剧场),一个叫胜利剧场,严凤英在。
    还有一个同学,叫金和才。1956年验上兵,参军入伍了。到部队后上了海军学校。转业后分到当地税务所工作。他调皮,与我们在义津读小学时,就天天与三年级的一个小女生谈恋爱。他参军后,与这个小女生就定了婚。20岁结婚。这个小女生叫肖培华,其父是个篾匠,在义津街上开了个篾器铺。两人相貌都很好,女的有1米6多的个头,金和才也长得很好。郎才女貌的。金是个痞子。但他不欺负我与吴昌银。金这个人好色,瘾很大,天天都要和肖来一次。出差几天,回家都要补上几次。性欲强,70岁不到,就死了。前年我打电话到他家,他女儿说,他已死了。不是癌,是肾衰竭而死的。性欲太旺的男人,都难得长寿。
    我多亏小学同学吴昌银这个人。和我一样大。我不是他,我不会去安庆读书的。1956年在安庆三中毕业后,我考入省交通学校;他考入武汉公安学校。吴昌银这个人,待我很好,分手后几十年都没见过了。去年打电话把他从武汉找回来。我俩住到枞阳县城宾馆里。在一起过了几天。吴昌银退休前,是武汉市食品厂的书记,正县级。身体很好,但退休金太低了,企业退休的,就一千多元。前年武汉市企业退休的几百名县干集体上访后,每月给他们加了300元。现在还没2000元。
   义津,还是解放前那样,一个小街。枞阳解放前就上枞阳,汤沟,义津三个地方象个镇样。其余地方都不象样。解放前,经常有草台班子到义津街上来唱黄梅戏。怀宁人唱得好。《小辞店》,〈打猪草〉〈夫妻观灯〉一类的。
     1956年我考进省交通学校,在合肥南七哪儿,对面就是气象台。我是省交通学校第一届学生,1960年毕业。与GU HONG TAO是校友。“他比我早半届。”
    不明白,半届,是怎么回事。
    李总他说,我们这届学生是夏季招生的。之前,办的是交通训练班,半年招一次。我们进校之前,办了三届交通训练班。GU 是冬季招进来的。所以说早我半届。GU 现在外地从事公路建设监理。
    怎么到铜陵来的呢? 说起来话长。1960年毕业分配,我分到在省交通厅科研所。李所长待我很好。我刚参加工作,到月底饭票就没得吃了。那时正饥荒,食堂里弄来些南瓜胡罗卜煮熟了,卖给没饭票的人吃。李所长看我几天只吃南瓜,就对我说,计划经济,个人粮食也要按计划吃,自己儿女每天每顿饭,都定量,将一个月的饭票分到每一天,免得月底没得吃。李所长他不仅生活上关心我,而且提醒我“现在搞运动,你讲话要注意些”。
    文革后,李所长来池州当局长,还到铜陵来看我。我在科研所工作一年的样子,精减机构,科研所撤销。我就被另派到安庆公路站工作。工作没半年,又叫我到岳西公路站去。当时我家中母亲重病在床。我说我先回家照顾母亲,我父亲在我出世没几个月就去世了。单位领导叫我填张表,我就填了。回到家没几个月,母亲就去世了。我一人,又不会烧饭,怎么办呢,就回到公路站。公路站说叫我等。1962年5月我跑到北京国务院接待站。情况一反映,办事的人,很负责。给我几斤饭票,把我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叫我第二天下午同样4点钟来。不要找旁人。就找他。
    第二天我去。他给我一个信封。叫我到合肥省劳动局找某某,某某是省精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到合肥后,一找到精减办公室,人家都把恢复我工作的通知压在台板下了。
    随后,安庆公路局就把我分到铜陵县来了。铜陵县那时归安庆专区管辖。我于是在1963年就来了铜陵县公路站。就是现在湖北边哪个位置,当时是平房而已,现今成了楼。
    以后成了家。老婆原在大通渡口卖票。姓罗。日本鬼子在时,逃反,岳母将她从枞阳抱来大通的。岳父在我认识她之前,在养护公路时,被车撞死了。后来我把妻子调到市运输公司的。儿子在宝钢集团下属的梅山钢铁公司。外孙女今年刚被上海外贸大学录取。小儿子是1977年出生的。
    同行是冤家,比我早半届的GU,这个人一再害我。 搞职称,先是讲我业务不行,讲林场那儿倒塌的防土墙,是我设计的。交通局给我报,他都不同意。
    后来找到市经委职称办,王道富很正派,讲话也很直。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你业务不行。讲出林场防土墙事。那个防土墙是我设计的,后来在暴雨中被冲垮。
    我将省交通厅对该工程的批文,递给王道富看。王看了之后,就说,你别找其他人了,我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之后,GU又对经委职称办说我表现不好。我把几年的先进个人证书,建设七坝路时市政府所授予的二等功证书,拿给王道富看。但,GU仍旧不签字,他是局长。但王道富不管他,就直接批了。GU是江苏人。
    还有一次,省里要我们市去两个人参加监理工程师学习班,叫他与我两个人去,并叫他通知我。他一人去了,就不告诉我。我到合肥省厅去办事,省厅有人将文件拿给我看。我才知道。随即给郭兴华打了电话,郭局长说要是要学费,就先在省厅借。
    GU的高工,还是市里批的“名片”高工。而我是正规的省里批的高工。
    顾巧英,是省交通厅的。文革前,省厅还有个科长叫吴昌期的,口才非常。对交通厅的工作,能说得头头是道。一点成绩,经他一说,就十分显著。所以省厅领导都很喜欢他,交通部领导来,省领导来,就都叫他汇报。不几年吴昌期就当了安徽省的副省长了。
    刚参加工作,我哪里敢讲话?在学校时,反右斗争就把我搞怕了。多少优秀教师,因响应领导号召:“向D交心”,把自己对单位对领导的意见都讲了出来,结果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那些人被搞得惨啊,一些人被送去劳改,一些人连累妻儿老小,一些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活生生的事例,惨啊!所以我到单位后,就不吭声不讲话,领导怎么讲,就怎么好。
    世上啥人都有,人心隔肚皮。官场上,有善良正派人,也有“武大郎”,还有比武大郎歹毒的人呢。人生几十年,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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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0 16:19 | 只看该作者

我父亲是收回青岛的三名中方委员之一——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二

    1929年,我出生在北京。解放前夕,我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读书,毕业后分到江西南昌一单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铜官山。
    我先父——徐东藩先生,是“五四”运动后期,代表亿万中国同胞的意愿,与日方展开外交斗争,坚定收回青岛的三名中方委员之一。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我亲爱的父亲维护民族权益,参与了收回青岛的全过程。父亲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这段经历,直到迈入21世纪,年迈古稀的我,在铜陵方得知一二。而我亲爱的父亲,辞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我父亲徐东藩,120年前的1887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县城之南的长山村。家谱中我父亲名崇禄,又名寿城,家中排行第六,所以长山村人也叫他阿六。早年父亲在家旁的私塾读了几年,之后考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金华一中前身)。1909年,他以金华中学首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入了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四年之后,父亲又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被公费派往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深造。1917年,父亲获阿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好学的父亲本想继续学习攻下博士学位再回国,但因当时政府急着催归而不得不放弃了读博的机会。回国后,父亲先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不久被委派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
    我父亲于1924年11月12日被外交部派到济南,担任山东省公署任交涉署长,一直干到1927年8月1日卸任,接替我父亲的是蔡公时先生。我父亲离职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者于1928年5月3日﹐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和军民的事件,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大举进攻﹐收缴中国军队的枪械﹐甚至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将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后﹐用刺刀将蔡的耳鼻舌头削去﹐又挖去眼睛﹐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等十七人惨遭杀害。如不是离了任,“五三惨案”中首当其冲,惨遭日本人杀害的,肯定就是我父亲。“五三惨案”时,我父亲已在北京大学执教。其后,又跟随任国民政府外长的王正廷到南京外交部任职。1930年国民政府把威海划为特别行政区,由行政院直接管辖并任命专员行使管理权。我父亲是第二任专员。
     1953年,我从南昌调来铜官山矿务局,当时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铜官山矿务局”。每个职员上班都要在胸前佩戴一圆章。矿务局的人事科长是张荣——他80年代在市煤炭局书记岗位上离休的。年青时,领导不管分配我干啥工作,都很认真去完成。领导也都较喜欢我。但是,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一直属于“内控”人员,也有人说我是“假积极”。评先进,是没有我的份的。好在领导都待我不错。在铜陵这儿,我被“控制使用”了二十多年,直到80年代初山东威海市发来文件,通过组织上寻找“徐东藩遗属”,我才得到公正的待遇。
    五五年,选厂一个冶槽泄漏,出了事故。列为重大责任事故。车间主任陶毅,及有关的工程技术干部,全部关了起来,一人关一屋,隔离审查。一个姓章的,审查时就被吓疯了。我也被吓得不轻。
     文革中,1969年我被派到贵池西边的双桥公社埢桥大队去包一个生产队。吃住都在生产队里。1972年回来,又叫我“走五七道路”——到铜陵五七干校劳动。那时的铜陵五七干校,在现在的磷铵厂家属区那儿,后来五七干校的原址,建起了铜陵化工技校。
    我这辈子,我比我弟弟好多了。弟弟解放后在军干校上了三年学,因父亲问题,坐了三年牢,出来后,在老家村里当大队会计。几十年一直是夹紧尾巴做人。弟弟99年去世了。
    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后,我父亲得到了平发。铜陵的领导也很关心我。80年代,专业技术人员开始评定职称,在我们丁局长支持下,我是铜陵市最早获得高级职称的人之一。历史是公正的。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铜官山变化很大。我们这些从风雨中走过了大半生的人,见证了铜官山变的越来越繁华,越来越秀丽。但对我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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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1 12:13 | 只看该作者

潘妈妈——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三

    潘妈妈,属鼠,1936年出生在江南古镇大通,娘家姓罗。娘家就在古镇老街的工商联对面,就是“查广和“ 药店斜对面”(共和街72~78号)。潘妈妈父亲在镇上本来是开古董店的,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古董生意萧条,出于生计,老爹爹于是就将铺子转为卖杂货。
    潘妈妈两岁时,古镇遭殃了,小鬼子来了。躲小鬼子反,两岁的潘妈妈从古镇大通,跟随家人躲避到缸窑湖东边的山区——西垄潘家湾。10岁时,小鬼子投降,才回到古镇。
    潘妈妈说:早年间,我们家吃水,要买,镇上有卖水的。从江里挑水,送到家来,一毛钱一担水。不是井水。不吃龙泉井的水。镇上有挑卖水的,挑江水卖。衣裳被褥,则要到祠堂河去洗。我家后面就是祠堂河嘛。
    青通河,从童埠那儿流淌过来,对岸是南河嘴。日本鬼子来后,为了控制河南嘴,就在青通河上架起一木桥,连接起南河嘴。是大木头架起的木桥,不宽,板车能过。小鬼子投降后,我还在那木桥上走过,跟大人去河南嘴挖过马兰头等野菜。
    从我家顺着共和街往南去,不远是祠堂河联接青通河的闸口,国民党军队在闸口处设岗,日夜都有当兵的站岗,盘查进出大通的人。过了闸口,在祠堂河与青通河之间的河堤上,有个“五猖庙”,就在现在渔民老周家房子旁边。大士阁远些,在鸡公山那儿了。
    城隍庙在下面。在小轮码头下面一点,五十年代在那块儿修起了候船室。日本鬼子投降后,严凤英到大通来唱戏,戏棚就搭在候船室那儿。解放前,小轮码头是在青通河口这儿,就是现在的永平渡口。
    1954年与潘伯伯结婚的。此前,潘妈妈有个婚约,幼年就许配给一个人家了。解放后,婚姻自由,潘妈妈就解除了那个婚约,后来就与潘伯伯成了婚。与潘伯结婚前,罗老爹爹送她上学,她嫌自己十七八岁了,与小孩子一起读书,嫌丑,就没去学校读书。
    大通共和街,叫前街,还有条后街。共和街两边都是店铺,一字排开去有一华里多长。粉墙黛瓦马头墙。清末至到1990年近百年间,从安庆到南京老乡们出行,都是靠江上的小轮。古镇大通,地处皖江中点,安庆下水的小轮,芜湖上水的小轮,天天傍晚都要到古镇停泊过夜。文化大革命前,古镇多热闹。比县城热闹,县八大公司不在县城,而都在古镇。潘妈妈说,我家旁本来是个大片场,解放后到文革时,开大会,都是在大片场这儿。文革后,80年代一个姓王的镇书记,在大片场这儿建起了大通电影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年八月,江里天天都有死人漂下来。江面上还时常有“菩萨”“佛爷”塑像飘流下来,都是红卫兵破四旧,从庙里搬来扔到江里的。真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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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1 13:18 | 只看该作者

说起黄梅戏,不能不说铜陵的桂月娥——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四

    湖畔观澜阁,拉胡琴的几位先生走了,还有两个老汉坐在那儿闲聊。原来他俩都是黄梅戏迷,他俩谈兴未减。我也坐了下来,一边享受着湖上的清风,一边听他俩的谈话。
    “铜陵人说到黄梅戏,不能不说桂月娥。可惜,前年她在铜陵县去世了。”
    “桂月娥比严凤英红得早,说起来,桂月娥要算是严风英的一个师傅。桂月娥,本来叫汪玉琴,属虎,出生于安庆,十七八岁时跟母舅潘泽海学艺。二十二三岁时,就已闻名于安庆桐城大通芜湖了。
    严风英是跟在桂月娥后面,在大通唱戏出名的。桂月娥比严凤英大几岁。鬼子投降后,桂月娥的“双喜班”,在桐城县境四乡演出。1948年过江,到铜陵大通镇来唱戏。
    桂月娥的“双喜班”,为何要到大通镇来唱戏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省政府的规划中,是把大通镇定位为“安徽省第八专区”的专区政府所在地。上海到武汉的大轮,也停靠在和悦洲外江码头,那时大通镇各业兴盛,在夹江两岸设置了两个镇——除了大通镇外,和悦洲是和悦镇。所以那几年,大通与和悦洲是很热闹。那时大通的戏园,是个草屋戏园,就在七十年代大通候船厅那儿。
    桂月娥在大通戏园的演出,很红火。半个多月后,严凤英才来大通镇,搭“双喜班”班。严凤英是在大通跟桂月娥一道唱《小辞店》,唱红的。
    严凤英对她母亲不好,其母改嫁到左家后,严凤英是不给她钱的。弟弟左克家到严凤英那儿,严也就给他几块钱。
    严凤英她是罗家岭人,跟她爹爹长大的。后来被安庆的丁老六招去。跟丁翠霞一块学戏。严凤英在大通唱红了后,被人威逼,无奈之中,跑到南京学戏,跟梅兰芳一个徒弟学戏。解放后,安庆地委派人把她从南京找回来。
    抗美援朝时,严凤英第二批赴朝慰问团的成员,途中因生活作风被指责,影响不好,就由潘景俐所代替了。王少舫与潘景俐都是民众剧场的。王是南京人,本来是唱京剧的,唱小生的,嗓音尖亮。其岳父不高兴他唱京剧,就在汤里放了耳屎,他的嗓子就被破坏了。后来嗓子好了后,他还想唱京剧,有个朋友就劝他:唱京剧,顶多唱个二流;但你唱黄梅的话,能唱个一流来。五几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时,他们三个人都得了一等奖,严,王,潘。民众剧场当时有两副“架”,一是潘景俐与王少坊合演;另一对是潘的丈夫与合演。
    唱戏需要天赋。潘景俐是科班出身呢,她父亲手把手教她。但潘怎么也唱不过严风英。严风英唱得最好的是《女駙马》。《女駙马》的本子,本来是写给青阳黄梅戏演员麻彩楼的。严凤英看中后,就由严演了。麻彩楼,青阳黄梅剧团的。县委书记捧红了她。
    严,王,潘等人,到合肥后,省黄梅剧团分成一团,二团。二团以艺校学生为主,也叫青年团。安庆专区,就从下面个县黄梅剧团抽人,重新组团。1956年,成立了安庆市一团、二团。1958年两团合并为安庆市黄梅戏剧团。麻彩楼,王鲁明就到了安庆黄梅剧团。
    黄梅戏没有大题材。最大的剧目就是《天仙配》了。解放前,天仙配的剧情并不是这样的。本来是王母娘娘派七女下凡的。与董永结成一百天的夫妻。因为董永是个大孝子,父亡后,卖身葬父的孝心感动了王母娘娘。
    上海的海燕电影制片厂拍《天仙配》时,多准备了一公里长的胶片。但拍摄过程中,严凤英一气呵成,一点都没有浪费。严的名气就渐渐盖过了桂月娥。文革中,严死了,还被军代表剥开了肚皮,说她肚里有发报机。
    黄梅戏“三旦”中,桂月娥擅长刀马旦,丁翠霞擅长闺门旦,严凤英是花旦无双
    解放后,铜陵县成立黄梅剧团,桂月娥挂帅当了团长。可惜,老太太去世了。真是我们铜陵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日头渐高。两个老汉,晞嘘之中,起身离开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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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2 10:59 | 只看该作者

严凤英单位一个师傅,原来在我们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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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2 14:40 | 只看该作者

他一辈子惨啊——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五

    湖光山色。
    井湖路东侧树荫下向北遛达。井湖路其实是湖中路。两边都是湖面。路东的湖面,叫天井湖。路西的湖面叫南湖。路西的湖面之所以称南湖,大概是位于县城南门外的缘故吧。
    临天井湖畔的树荫下向北走七八百米,横过马路,到路对面后沿一条斜斜抵湖的小道,来到南湖岸边。岸边一位白头老翁在忙着钓鱼。他身边是两根细长细长伸向水面的黑色钓杆。我踱到老翁身边,问老人鱼杆可有十米长?老人说,一根13米,一根12米。白头老翁说:
    今年我74岁, 老家在黑龙江, 是齐齐哈尔人,姓王,建安公司土建处退休的。18岁在齐齐哈尔参加工作——到了重工业部的第四冶金建筑公司。1958年随公司到了贵池建设铜山矿,1961年又随公司去合肥,建合肥钢厂、合肥铝厂。之后才又来的铜官山。如今退休工资1770元。刚退休时才600多元。
    去年,我还回了一趟齐齐哈尔。回老家,没意思了。老人都死得没几个了。年青的,见了你爱理不理的。
    老伴,去年12月“走”了——“糖尿病”,去世前几年眼睛都瞎了。跟着我,一辈子也没能享到福。唉,命,想想我夫妇俩,拉扯三个孩子,吃了多少苦啊。
    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儿媳妇,农村户口,是郊区联盟村17队的。我帮媳妇儿子盖了18间房子,从1992年盖起,盖了十几年。拆迁,只给了一套房子。孙女,没到20岁,不给。孙女只18岁,没分到房子。
    凤凰山,狮子山,冬瓜山,金口岭,哪个矿不是我们建的?
    “小瓢”,认得,瘦瘦的, 他在食堂干事。“小瓢 ”是他的外号。我不能唤他“小瓢”,他比我还大一岁呢, 他是北京人,他好象是朝鲜族, 姓朴。所以,“朴”字,作姓时,要读做“瓢”。也是个苦命人啊。
    CHEN Z G,认识,那是个桐城人,1970年招工来的, 一来是当木工,八几年送到合肥上了大学,后来当我们公司的组织部长。有文化,好是好,但也得看年头。赶上好年头,有文化,就吃香。赶上差年头,有文化,可就得吃苦头啊。
    你说的那个常在湖边转悠的老工程师,是我们建安公司的。他也姓王,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高工,平反之后的八十年代,铜陵一些厂矿的大型设备安装,都需他去的。这个工程师一辈子惨啊! 他是1958年在贵池铜山矿被打成右派。他叫WANG J H,是常州人,五几年长春建筑学校毕业的,工作中给领导提意见,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那个年头,右派分子找对象多难呀,哪个人家敢把女儿嫁给右派分子?他吃的苦,多。
    他一辈子惨啊。和右派分子比,我这个干粗活的工人,生活中的苦,就算不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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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2 14:58 | 只看该作者

没钱没势,老丈人都欺负你——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六

    我们村子富,村里有几个公帑:庙公帑、祠公帑、鱼公帑,龙灯公帑等等。前些年叫石山大队,一千八百人口。我们小队,东西都姓王。祠公帑、庙公帑不带杂姓的。龙公帑,有两条老龙,河边有一条。河边是安公会的老龙,新圩大队的,把(给)老屋崔家了。那个地方有风水,雪落下了,存不住的。女婿来了,要讨碗土。这样,崔家新圩都上这个坟山,打得头破血流。一来就打。老屋崔家,那儿坟山还在。我老奶奶(老婆),就葬在那儿。
    我们村里有28口水塘,起塘时,鱼公帑是千分之五。早年间池塘里鱼多,一杈下去,能叉两条鱼上来。1954年发大水时,我二十七八岁,大儿子(56岁)还没出世。我烧锅的(老婆),是太平街人,她姓余,余家垄人,她姊妹三个,大姨姐还在,母舅死了,癌症死的。
    太平街,钟仓都去过。太平街离我们石山村有十三四里。东湖岸边的华家村那儿,有亲戚。朱农家啊,在西湖朱家嘴,石山村对过,在我村东南方,就一里多路。
    朱农在我老俵队伍里,我老表叫叶为祜,日本鬼子来后,是抗日武装铜陵大队的大队长。叶为祜与我是表兄弟,我母亲是他姑妈,他是我母亲把他带大的。当时铜陵大队活动于铜陵、繁昌、南陵、青阳四个县。我与杨政委(杨明)一道吃过饭。我九岁时,家里没得吃,就在部队(铜陵大队)买两稻箩锅巴。锅巴好吃,一葫芦瓢能烧一大锅。
    顺安到我家,十五里路。顺安“三月三”,年年要去的。
    鬼子在铜陵时,有个王三先生,鬼子夸他:大大的好人!他救了好些人,保了好多共产党员。一中队里有汉奸,对鬼子说王三先生是新四军,鬼子先不相信。王三先生吃安眠药自尽,不到60岁。大号叫王时恩,文化高,他读的书多。
    还有陈家的人,陈家是富户,办个学堂,先生叫陈爱香,是个私人办的学校。大军过江后,我们铜陵县的第一个县委书记陈爱曦也是那儿人。朱农,每年要回铜陵西湖来上坟。他家离我家,有到东村那儿远。朱农他“烧锅的”孙太英,是犁巴桥那儿人,当姑娘时,她就参加了共产党,了不起啊,多年跟着朱农在天坪山里打游击。国民党围困,朱农说:你要走不动,我就毙了你!你死的痛快些!省得落在敌人手里。朱农只有堂弟,新庙煤矿还有个堂弟兄。
    九岁时,我老大要叶为祜带上我。叶为祜有六个兄弟,都在铜陵大队里当兵。叶家洲。丁家洲,江边有个小洲,叫叶家洲。摆渡过去。叶为祜说,我是姑母带大的,小表弟他要是在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阿不?铜陵人将姑妈称之为“阿不”。
    解放前,西湖边都是芦苇。共产党,嗨!历害。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乱讲话,就把你干掉。那时的共产党,不象现在。
    村子里,七进祠堂。我们王家有八大分(支之意)。北埂王是最盛,有个当县委书记的王倍,我们要称长辈了。前年修谱,他还去了。一个人头50元。县东门地主王长州,是肉头地主,他不识字,弄个地主,他家地许多在朱村。他有个重孙子到美国去了。就是我们小队的。在美国读博士。他孙子,叫“发芽”。
    我家穷,没读过书。小时候,饿了,我母亲就舀凉水喝。王长州,看我家没吃的,舀米送到我家。我五六岁时,他家做斋,做了七七四十九天,村里人都在他家吃。扎一丈多高的鬼王,请戏班子唱戏。王长州83岁死去的,我也不过五六岁的样子。
    我们是石山大队——西中生产队,我当生产队长,当了二十年。生产队劳动力啊?现在就28个男的,女的有二十六七个。女的,工分给多少?女的,比男的差三分工。但是插秧时,男女的工分一样。年底分红,八毛一块。还有两毛多钱一个工的,那时不是我当队长。
    生产队田,不上二百亩,百把多亩田,还有三十来亩地。还种甜菜。熬出糖来过。我当队长,男的都戴白瓷的帽子,妇女戴草帽。上田出工,很整齐的。其他生产队人都羡慕我们。
    生产队里四类份子,好几个,都受管制。他们大都有文化,有个国民党的保长。那个时候,我还在大队里当过政治队长,副监委。乡里领导他们也培养我,但是我不入那个W Y。他们唤我为“侉子”,意思是讲我脾气犟,象北方人一样的鲠直。
    大炼钢铁,是瞎胡闹!派我们去江边的横港,抽劳力去横港日夜炼,累了个半死,也没炼出啥玩意,瞎胡闹。
    副省长张凯帆,香烟一天要抽好几包。但这个人有良心,他心疼老百姓,撤掉了无为的食堂,结果说他犯错误。大办食堂,当时你说能不办吗?我们大队没饿死的。其他大队都有饿死的,过路的,有饿死的。
    我就是这个体会:我们这儿的人坏,最搅毛啦!老是人搞人。县监委住在我家里。对我说:小王,你把把四类分子都给招来,开“训话会”——你们只有老老实接受改造,才有出路。
    我现在耳朵不行。哪想,我能活到80多岁了。
    28岁时,县里办干部学校,查家圩干部学校我也进过,识字班,全县52个人,我也去过。炮竹,放两大稻箩。可我这个人没耐性。没呆住,学了几天我就溜跑了。
    四清时,对村里干部,有的老百姓打啊,有的干部就吓跑了。我没挨过打。我一不贪,二不干坏事,乡亲们不打我。有的队干,贪污集体财产。村里有钱啊——村里公帑多,龙工帑,有两条老龙,河边有一条。老屋崔家。坟还在。我老父亲,我老奶奶葬在那儿。
    我八十多了,见的人和事多。世上有善人,也有坏人。你可是D员?如今,D员里有坏人,电视上三天两头揪出一个腐败大官。这些大官,不都是D员?有个姓王的书记。老书记的儿子搞我,有天书记的儿子与我在厕所解手,他没话找话说,我懒得理他,连问几遍,我也不吱声。出了厕所,他大声问我:老头子,给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我就说,你与王RT在经济上搞名堂,你父子俩怕不怕丑?小儿子当兵不够格,就安派到大队里斟茶扫地,扫地还两三千块钱一个月,我骂他:你这个D员想钱想黄了,可要脸面?你这样的D员有一千个,还不把中央搞垮了呢。
    农民有些事,为什么告不通啊?官官相护,官官相通嘛。这个年头,没有钱没有势,老丈人都要欺负你。
    我们村里也唱黄梅戏,唱《天仙配》、《珍珠塔》。我牵头,村长儿子好戏,村里又有钱,所以我们村过年唱戏很热闹的。
      
                                            (退休第三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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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2 16:39 | 只看该作者

江滩专心播种的白头翁——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七
5040660—0815,

    西来的大江,流过古镇流过羊山矶,折向北去。横港这段江流,是南北走向。江东岸是标16米的防洪大堤。港务局菜场那有个渡口。我站在渡口处的江堤上,看下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在江滩上莳弄着一块土地。
    缓缓的江水从南向北流去。八点了,阳光还挣脱不了晨雾的纠缠。江上雾霭茫茫,码头江堤上西望,灰雾锁江,看不到江面,更看不到对岸树木,只能看到一线江水及江滩。
    而我们这边江堤下有十来米宽的石砌的平平护坡。石护坡下冬春季能露出一百多米的江滩。五月后江水上涨,江面变阔,江滩渐渐收缩,以至全部被江水淹没。6月4日上午的江雾,遮掩了江面,但遮掩不了江滩。石护坡下的江滩还有二十多米宽的样子。
    这二十多米阔的江滩,多年来都被一些人开恳成自留地,随季节种植油菜小麦豆类或蔬菜。
    渡口上游三百米外是数百根混凝土圆柱支撑起的码头平台。两米来粗的混凝土圆柱大在江水之下,仅仅一米左右露出水面。渡口下游百多米外是原先的大轮码头——横港码头。
    江滩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弯着腰,不看天,不看身后浩浩荡荡的江流,专心手中的锄头,莳弄着岸坡一片土地。他脚下那块地边堆着一些干枯的油菜秸。
    一个老妪步履艰难地从老翁身边缓缓登上江堤。估计是江滩上老汉个老伴。我问这位老大姐“老师傅在种什么?”。老妪说是栽绿豆、载芝麻。(刚从江堤旁菜场过,绿豆卖12元/斤呢)
    这几天。江水顺着岸坡在上涨,岸边泊着的两条破旧民船,离他脚下不足十米。
    白发苍乱的老翁,弯着腰,不看天,不看身后江流,专心用锄头,莳弄他面前那小块土地。
    我问他老伴“江水上来了,不就白忙活吗?”老妪说“前不久,油菜不就被淹了。”
    老翁脚下的标高,大概在12米5左右。要不,前一向脚下的油菜不至于被江水淹浸。
    长江虽已进入丰水期,但江水高涨的汛期,还没到呢。每年6月中旬到8月中旬,江水高涨。1998年涨到15米。江堤标高在16米之上。
    这个老翁不看天,不看江,只管专心莳弄江水上的一小片土地。倒满有“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精神。
    他伴说:老头他属牛的—74岁,姓张。老伴属马—69岁,姓祝,两人都是宿县人,港务局的退休工人。现在退休金有1300多元了。两儿两女。大儿47,大女45,小女儿都42了。
    白头老翁啥都不看了。不看天,不管江水明天涨不涨,不怨天,也不怨江水上涨。只要今天江水没上来,就只管播种。 一个心里只有脚下那几分土地的白头老翁。
    我心里默默祈祷,但愿今夏大江不发洪水,让这个白头老翁在江滩上洒落的汗水,能换来有限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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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3 13:18 | 只看该作者

两个哥哥都是烈士——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八

    七月酷暑,夜晚也是热浪滚滚。铜都广场的坪台上,坐着一溜溜短衫短裤的男男女女。路过时,有人召呼我,原来是一单位同事,并排坐在一起的同事与一个头上败顶的老翁,两人闪身,给我腾出了一个坐位,我于是我就在同事与那个老翁之间。他俩人原来是老熟人。坐下来,一聊。那个老翁姓W。
    W师傅71岁了,本在铜官山公安局工作,文革前的1965年离开了;他是在公交公司退休的。W师傅他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父母在世时,W家在铜陵南部——瓦窑山南边朱村乡的兴化村。公社化时,叫兴化生产队,村子叫水龙口。W师傅说,在我家天天出了屋门,望到的就是天坪山。
    W师傅是1958年参加工作。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先是被派去天坪山东侧的郎坑里炼钢铁。因我是烈属,炼钢铁时就被照顾招工到铜官山公安局了。
    我两个哥哥都是烈士。一个哥哥牺牲在涡阳(骑兵连长),一个牺牲在朝鲜战场(军部司号员)。金榔—朱村—董店—潘垄这一带山区,山林茂密,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铜陵大队一直很活跃,当地的许多青年都参加铜陵大队。铜陵大队不仅在皖南事变中营救收拢了许多失散的新四军人员,也多次为新四军七师输送兵员。吴师傅的两个哥哥,就是由铜陵大队输送到无为的新四军七师去的。;两个哥哥,后来,一个牺牲在淮海战役中,一个朝鲜战场上。
    两个哥哥的烈士证都还在。当时就给了260元抚恤金。老母亲生前,先是每个月给2元,后来给8元。老母亲1976年去世。
    在涡阳牺牲的大哥,解放后铜陵县五峰区政府还不承认是烈士,说是当特务去了。我老母亲,天天敲着洋铁桶,从乡政府喊到董店的五峰区政府,还跑到顺安去喊冤。后来天坪山下“丁家二房”有一个姓柯的转业军人回乡,将我哥牺牲的情景讲给我母亲听。这个姓柯的战友把大哥牺牲时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再去到铜陵县政府去找。县政府才给我们发了大哥的烈士证。
    二哥,在朝鲜牺牲后,骨灰寄回来时,骨灰盒是用稻草困捆着的。二哥的手表都不见了,只剩一个枕头和一件血衣。二哥,是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死的。
    五峰区政府发的“土改证”还在。解放初期,五峰区管好几个乡呢。区政府就在董店石山角,
    W师傅说:瓦窑山南边的朱村公社,如今也并到天门镇了。我们兴化村本来有个大荷花塘,前几年修路,被高速公路填上了。水龙口那儿有个大户,他家门楼子,两边有石狮石鼓,现在没有了。住着的是姓梁的地主,人不坏的。
    W师母,67岁。是邻村湾里人。二三十年前,在菜地里翻地,翻出一个小铜印,是篆字的。
    解放初那些年,铜官山、天坪山野兽还很多。W师傅说:我老母亲去世那年,有天晚上,家里老母猪还被豹子拖走。听到猪叫,父亲从家里抓一个大竹扫帚,点着当火把,去追赶。把老母猪从豹嘴里抢回来。但喉咙被咬断了。一个礼拜,一窝小猪也都死了。
    打麻雀那一年,我们西边村里一个姓徐猎户不还打到一只老虎。老虎在田埂下跑,被这个猎户,从上叉住勃子,逮到了。铜陵县政府,还表扬了这个猎户,说是与民除害。小时候,我们那一带山区,犱子,野猪,狼,不少。时常有人打到,尤其是冬天,有人卖野物的肉。
    W师傅老夫妇俩,已皈依佛门,是在家修行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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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3 13:46 | 只看该作者

“骨头要丢在铜官山了”——乡土铜官众生相之四十九

    早晨七点,越过天桥,向南走。天晴了,但天空灰蒙蒙的,全被灰霾遮掩,铜官山只显出薄薄山影。
    在杨家山菜场旁的“辣妹子”吃了早点,下到淮河路上来。行政中心西门南侧,一些人三三两两站在路边,等单位的班车。花岗岩条石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身旁摆着一根铝合金的拐杖。我坐到花岗岩条石上,与之攀谈起来。
    老翁说他89岁了,属犬,1922年出生,老家在江苏海安。老翁说:
    民国26年,十五岁的我从海安乘小船,漂了三天三夜,去上海,投奔父亲。父亲在上海打工。
    初到上海,住在巨鹿路小巴湾,那是法租界。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到上海也不认识字。上海街道里弄一个接着一个,迷宫似的。父亲教我,通过电线杆,可以辨别自己在什么地方。那时上海分成几个地界,大部分地段归中国人管辖外,还有英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日租界。法租界电线杆,是三角形的;英租界电线杆,是四方东北松木的;中国地界电线杆四方中空的。
    以后跟父亲住到了南市区的陆家浜路,后来住到车站路,南码头那儿。解放时,我已是28岁了。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卖力气,啥子货都背,用平板车拖来拖去。
    1958年,我37岁,上海动员要“支援内地建设”。单位领导说:安徽的铜官山很好,叫我们到铜官山来。我们那批来铜官山的,有120多人,是坐大轮来的。夜晚船到横港的,江边上灯火通明的,我们感觉不错。但第二天,带我们离开横港,乘小火车去铜官山。铁道两旁都是芦苇荡。我老婆孩子都一道来了。我分配到麻纺厂,户口交了之后,我就后悔了。早知就不交户口了。
    到铜官山时,正在大炼钢铁,郊区政府后面的山地上,支起一些砖垒的小高炉,日夜炼铁。炼了几个月的钢铁,我被分到麻纺厂。干了一年多,又调到铜矿的露采区,在露采的水泥预制件厂。
    退休时,我归有色供销处。1979年,为了给小女儿顶替,就退休了。在上海的那些年工龄没给我算,退休时只算了22年的工龄。一退休时,退休金才60多元。这几年,年年加,拿到一千三百多了。
    他说自己姓SHI。老伴姓WANG,也是江苏海安人。二女儿一家在上海------女婿是上海人,十五岁到武汉读书,毕业后分配到铜陵港务局,与我女儿结婚,以后他们回到上海。
    五个儿女,三女两儿。大女儿都64岁了。大儿子60,在火车站,今年要退休了,拿三千多元一个月。九个孙子孙女;七个重孙女。过年过节,我的退休金,还不够给孙子重孙女发压岁钱的。
    吃了大半辈子的苦,老了,儿孙满堂了。而我,“骨头要丢在铜官山啦”!

    ( 5170960----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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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3 14:44 | 只看该作者

我是从胶东玲珑金矿来铜官山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
    刘某某死了?啥时死的?他也是铜矿的老同志。文革后期他当市委办公室主任,后被清查。
    我属猴的,21岁那年来铜官山,至今已60多年了。
    解放初期,铜官山铜矿属华东工业局领导。那两年,华东工业局从山东矿山调了一些人来铜官山恢复生产,两批一共来了12个人。我们是第二批了,是5个人,1952年12月到的铜官山。第一批的温仁堂他们7个人,是1951年来的。
温仁堂比我大三四岁,他与我,都是从胶东招远玲珑金矿来的。玲珑金矿,我也干了三年,我不是工人,不下井,是在财务科当会计。第一批来的七个人,后来调合肥一个,调济南一个,其余在铜陵的五个人,死了四个了,就剩温仁堂一个了。他后来好象是在金口岭矿退休的。
    刚解放时,有一种“黄金无用论”。所以,胶东的招远金矿就关闭了,选矿设备运给马鞍山向山硫铁矿了。我们五人来了铜官山。招远的金矿,主要是民采,街上都有收购金子的。选金,用什么办法?老百姓的办法多呢。
    解放初期,金价低,93元一两;现在金价360元/克,一两金子是13500元(16两一斤的,37点5克一两);除以93元,你说翻了多少倍了?十倍?二十倍?一百四十五倍了!
    我是1952年10月,从山东招远动身的。领头的那个人,先去上海——华东工业部转手续。他转好手续,回到济南,带我们一道乘火车,到浦口,过江,然后乘上水的小轮。早晨10点从南京开船,到芜湖是下午三点多。长江里的漂着的船,大都是木船,还张着帆。
    那时,抗美援朝已到后期了。我没有参军,是参政。为啥没参军呢?
    我们家那儿是游击区,白天日本人横行霸道,天一黑就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老师就是共产党员。海阳县有弟兄俩,是爆破大王。没有铁,就用石头做地雷。把日本鬼子炸苦了。炸碉堡,大都回不来的。炸药包引信,要靠用手点着,点着后,躲不及的,跑不多远,炸药包就爆炸了,所以上去炸碉堡的人,大多都要牺牲。
    我们那儿也是八路军的“兵库”。参军入伍,都是志愿跳到大台子上去的。海阳县民兵队一次就出了一个营的新兵。抗日战争中,胶东子弟牺牲很多。所以,抗美援朝时,毛主席说,胶东在抗日战争中,是八路军的“兵库”,胶东子弟在抗战中牺牲过多。抗美援朝,就不要胶东出兵了。抗美援朝时,主要是安徽四川出的兵。四川的兵能打仗啊,黄继光,邱少云,不都是四川兵。
    我到铜官山已是年底了。来后我们住在小街。不久,1953年3月有天早晨,小街失火,从裁缝铺一直烧起,20多分钟,就烧了大半条街。我们住的草棚子里,东西都来不及抢出来。小街那里都是草房,那几年时常失火。有一次不是连电影院都烧掉了。
    1958年去开狮子山矿时,我去了狮矿。干了七年,1965年调到公司机关。
    信心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重要;对一个国家,也很重要。外人讲我们这不好,那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再去讲,不是代他们作宣传吗?
    腐败分子那么多,就象身上的害的疖子一样,挤一个,总比不挤好吧?
    胡总书记温总理他们真不容易啊。历史欠债不少,他们多累。哪一方面考虑不周,就会遭到议论。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得干实事,不能象天井湖公园一样,湖里的鱼都被人偷光了,也没人管。叫公园干事,他们就向政府要钱。
    不知你相信不相信?我认为,党风在好转。我们不能没有信心。党风好了,社会风气肯定也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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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楼  
发表于 2017-02-23 16:09 | 只看该作者

看到44楼了。安平警官说得对,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民间史记。很好的纪实文学!向老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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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4 13:27 | 只看该作者

毛主席乘坐的军舰,下午经过铜陵江面——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一

    秋雾淡淡。湖水倒映着长堤及垂柳,水上水下都是影影绰绰的。
    顺着建设东路旁的湖岸,往东去。一块两三米高的黄锗色顽石,立在那儿。朝路那面上有几个字。(几个小时后就记不得了)。再走走,是李白的铜象。左手“举杯邀明月”的姿态。
    再走走,是两个面向湖水的古人铜像。一个坐姿,一个立姿。坐者大概是苏轼,立者大概是陈翥。但雕塑基座及前后都没铭牌。不知究竟是不是。琢磨之际,过来一个老翁。请教之,他说“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李白。但也不对,李白是唐朝的啊。”老翁接着说:不标明,也好,让游客自由去想像。
    之后,老翁颇为不满地指着路东——灰不溜秋的那丛建筑群,说:这是有名无实的建筑群。一个不伦不类,不东不西,不黑不灰的建筑群。颜色,建筑构造,中心建筑-----远看是教堂,近看煤矸山,糟蹋人民币,腌汏皖南水。看来建筑群的设计者及审定拍板建筑者,不懂江南,不懂地域文化。徽派建筑,黛瓦粉墙多好----视角上既鲜明,立体感又强。可用不黑不灰,黑不溜秋的,象立新煤矿的矸石堆。
    我听了感到很有趣,就问老翁可有70了?他说80了。“1930年出生的,你说说可是80了?”于是与老翁坐在湖畔石凳,闲聊起来。老翁说:
    我家本来在芜湖。父亲死得早,六岁就死了。父亲去世后,就跟着母亲回到青阳木镇,外婆在青阳。1941年皖南事变时,鬼子又侵占青阳了一带。于是又南逃,投奔姐姐家——姐姐在甘棠镇,就是太平县城。我是全靠姐姐培养念书的。初中,是在歙县中学上的,高中是在屯溪“徽中”上的。
    皖南解放后,1950年10月我考进了皖南革命干校。报名前,在徽州中学问老师,干校毕业是去部队,还是在地方,说是在地方。我考了两次,一次在贵池,一次在芜湖。当时是皖南行政公署。主任就是四人帮在上海代理人马天水。
    干校培训几个月年,分到皖南行政公署的池州法院,土改时,我分配在铜陵钟仓。先是和平土改。后来发现行不通。于是就开始斗地主。我到铜陵县时,县政府就在城隍庙里办公。城隍庙就在目前的家得利超市那儿。那时也是个十字街口。
    后来我到贵池检察院。皖南皖北公署合并时,我被抽调去安庆地区检察院。等到皖南与皖北,两个行政公署,合并成安徽省政府后,池州专区并入到安庆专区,我被调到安庆地区检察院。
    安庆检察院在孝肃路,路北,解放前的老省政府就在那一带。靠近城墙,城墙外就是菱湖。
    鎭压反革命时,有一天曾希圣来安庆看黄梅戏。老婆余淑也跟来看。我们都奉命看戏。公检法干警在饭堂吃晚饭时,人事股长要求晚上领票去“民众戏园”看戏。票领到不准换,不得请假。晚上进了戏园子,发现前面中央两排之前,摆着铺着红桌布的台子。台上摆着鲜花,水果,茶杯。我们检察院的就坐在他们后面。等曾希圣及老婆进来了,我们才知道。是陪领导看戏。曾希圣我们都认识他。他傍晚到安庆,要看黄梅戏。当晚的票都卖出去了。剧场只好紧急想办法。一是退票,不愿推的就延期来看。
    那天严凤英演的是《十八相送》。严当时怀有身孕,不便表演动作较大的剧目。曾希圣看戏时只给他老婆讲话。不给坐一旁的地委一把手傅大章讲话的。傅是地委书记。专员姓齐,后调到上海任一个区的区长。
    还有一次,也是1953年2月,傍晚接到命令,到江边码头一线站了一夜的岗。四五十米一个人,不准闲人接近江边。站岗站到第二天早晨,看到江面上有一条大兵舰。几十个小艇围着兵舰打转转。到九点多才撤岗。当时天上有飞机不时飞过。飞机上的红五角星都看得见。过了一个多礼拜,公检法系统开会,地区公安处长才说,那天大家执行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为什么要在安庆停留?他是想到城北的独秀山看看的。毛在安庆过夜,罗瑞卿是不同意的。说安庆是老国民党的省会。社会人员复杂。罗不同意毛下船上岸。毛座的军舰靠岸后,曾希圣带着傅大章上船看望毛主席。毛就问傅,你可知道怀宁的独秀山。傅说不知道。毛就告诉傅。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是怀宁人。他的名字,就来源于这座山。
    当天,毛还问过安庆东面江面上的一个洲,你可知道?就是李白“长干行”中的长风沙。并喊来军舰上随行的一个水利专家讲解贵池与枞阳一带长江的治理方法,军舰过池口凤凰洲时,毛主席还说,凤凰落脚的地方,肯定是个好地方。想到凤凰洲看看,但军舰没地方停靠,主席就罢了。毛主席乘坐的军舰,是当天下午经过大通铜陵这一带江面的。
    1954年,我又被调到铜陵县来,就一直干到退休。朝鲜战场停战后,我们国家要发展经济,我就被调到铜陵来搞经济工作。那时中心工作多。各行各业都要围着中心工作。检察员人员也是如此。大炼钢铁时,县党校也垒起高炉大炼钢铁。十月来,老洲上,地里一片白,棉花没人收,农民被拉到县城来炼钢铁,瞎胡闹。
    1954年回到铜陵,我就一直干到退休,但我不属离休。老婆是皖南军干校的同学。如今儿孙都不错,都很争气的,小儿子博士生调入苏州第二人民医院(白血病治疗中心)。孙女去年考上浙江大学。
                    
                                            (退休那年9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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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4 16:17 | 只看该作者


井下爆炸的幸存者——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二

     铜陵历史上,最大矿难,莫过于1959年8月31日的那次井下瓦斯爆炸了。
     2010年仲夏,夜晚到铜都广场乘凉,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矿工,他给我谈到1959年8月的那次瓦斯爆炸。大通煤矿这位老师傅说:那天小夜班的测气员,到迎头一测,瓦斯浓度大,阻止放炮。在场的技术员,安全员陈殿弼也阻止,但当班的杜区长,坚决要放炮。他两人就说,等十分钟后等我们走到上风口,你再放。当时正大跃进,“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比着干,谁英雄谁好汉,劳动绩效比比看。杜区长说,早班完成任务了,我不早点放炮,怎么完成进尺任务?
    7月的一天早晨,在公园碰到80年代大通煤矿的一位老领导。谈到大通煤矿1959年的那次瓦斯爆炸,他说:那次死的干部多。干部下井劳动,何工程师与安全科长段颂刚从小眼下来,坐到巷道里休息,听到巨响,何发觉不好,就将急忙趴到巷道一侧的水沟上,将脸伸到沟水里,才大难不死。
    这两位大通矿老同志的讲法有异:一个说何工当天下井是与安全科长一道,一个则说是与安全员陈殿弼一道。于是,我决定抽空去拜访那次瓦斯爆炸的幸存者——煤炭局退休总工程师。
    电话中,老前辈欢迎我前去。约好当天下午两点我到。这位老前辈,学校毕业先是分配在淮南蔡家岗矿,一年后省重工业厅借到淮南磷肥厂;1958年又奉省重工业厅的命令,随淮南磷肥厂来开发皖南铜陵煤田,开办“皖南大通煤矿”。
    两点差几分钟,我到了楼下,这位前辈已在楼下等着我了。前辈夫妇俩很是热情,进家不一会,他拿出一酱黄色的本子,翻给我看,原来他拿出的是《矿院同学录》。一会儿,他又从房间柜子里找出55年前他的毕业证书。
    谈到1959年8月31日大通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他细细地给我讲述了那次爆炸中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 瓦斯爆炸那天,我是一个人下井的,爆炸时也并不是和段颂一道,也不是与陈殿弼一道。
    那时我不是大通煤矿的人,已从矿调到安庆地区煤炭冶金局担任技术员。那天罗局长带我到大通矿来检查工作。罗局长叫我下去看看。午后我一人下井检查。那时井下大巷已打了几百米,石门揭开了,顺着煤层走向的煤巷,也做了一截。我下到-60底大巷,走到头,回来进石门,向里走,走了十多米,右拐钻进煤巷,那时煤巷里的灯泡亮着。距小眼一、二十米处,几个矿工都是淮南磷肥厂来的,认识我,见到我就说:坐坐,坐坐。我就靠着煤帮一棚腿子坐了下来。里面不远处的小眼里准备放炮。小眼才挺上去十几米高,那时还没有工作面。放炮的那个矿工叫汤世金,他手中拿着一个放炮器,他一扭开关,“嘣”的一声巨响,右边小眼里窜出火来。坐着的我,身体不由地向左倒去。巷道里漆黑一团,电灯泡炸掉了,矿工头上及我头上的矿灯也都灭了。那一瞬间,倒下的我头脑还清醒,眼前漆黑,就顺着小铁轨赶紧往外爬。爬出石门,又顺着铁道爬了三百多米,爬到井底车场。井底车场灯还亮着,我站起来,赶快顺着斜井筒往上跑。上气不接下气,跑上了一百多米,井筒过半了,地面上的人下来了,将我架到地面。井下瓦斯爆炸的冲击波,将井口地面上的茶水桶都冲倒了!调度室知道不好了,矿领导就赶紧带人下来抢救。
    在井下时,我没觉得什么,脑子里只一个念头,赶快跑,赶紧逃命。不知道自己受伤了,也不觉得疼。被架到地面,我看到自己两手的手皮都耷拉下来,一下子就吓呆了,站不住瘫倒在地下。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才感到疼痛。脸面,脖颈,都被烧伤了,双手烧到手腕-----我下井之前,将工作服袖口,都扣上了。所以只烧到手腕。”
    讲到这儿,何老将双袖拉开,伸出手腕,裸露的手腕,果然是两种不同的肤色。
    何老接着说:“ 我被抬到卡车车厢里,还不是矿上的汽车,那是大通地质队的卡车。我躺在汽车上,被拉到铜官山医院,天还没黑。我是先上来的。所以还是车送到医院的。当时我烧伤历害,连耳朵孔里也都烧伤了,在医院里医生用镊子,伸到耳孔中,将烧脱的皮肤,夹出来。
    后面抢救上来的人,都是用担架用人抬着,当晚翻龙口岭山路,送到铜官山医院的。有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那次瓦斯爆炸,夺走了16位同志的生命,受伤9名,我是其中的一人。陈殿弼是安全员,伤比我轻;我到磷肥厂,陈殿弼就在磷肥厂了,这个老师傅解放前就干煤矿,在贵池的馒头山挖过煤。段颂是安全科长,伤也比我轻。段颂,是与鲁勋何鸿书王金广他们一起从锦西航校来的转业干部,1962年后当过采煤队书记,后调往淮北。
    在铜官山医院,治疗一个月,9月30日就出院了。脸上手上都还裹着白绷带,我到横港坐大轮去安庆回单位。“十·一”,我是在安庆过的。
    第二年上半年,天不太冷,我又被调到大通煤矿,安庆乘小轮,到大通下了小轮后,用扁担挑着行李。走20多里路,来董店矿务局报到。为什么呢?矿上就只剩一个技术员,还是个女的。她叫安玉琴,重庆大学采矿系毕业。女的,下井总不太方便。那时大通矿务局又正准备在天坪山北塘桥那儿建一对大井——中矿的主副井。矿区技术人员缺乏,于是就又将我调去大通煤矿。头天找我谈话,第二天我就从安庆挑着行李,乘小轮来大通了。矿务局在董店,我在生产技术科,科长是洗从云。洗后来调到安庆毛巾厂去了。
    那时,一切都是听从组织的。个人哪还讲什么条件。心里怕,也得来啊,不服从组织安排哪行?第二天,我就挑着行李,又来了大通煤矿。 ”
     岁月如江水,一去不复返。从老前辈出来的路上,我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通煤矿卫生所门疹室,常常是个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当班。这个女医生名章昌媛,章医生看病时反应迟顿,衣着也不整洁,冷天,一只脚上有袜子,一只脚则光着。来卫生所的矿工及家属,一般都不乐意找她看病。我感到她很孤苦,但也没有与她多讲过话。去年,我想了解那次瓦斯爆炸的详情,才知道,章昌媛的丈夫也是个医生,“8·31”那天下井劳动,在瓦斯爆炸中不幸牺牲。丈夫牺牲后,她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年青时的章昌媛,是颇为精神的。瓦斯爆炸的牺牲者,生命在短时间内消失了,但妻儿老小心灵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岁月如江水,一去不复返。大通煤矿从1958年开创到1999年闭坑,企业生命不过51年。煤矿是闭坑十多年了,但是天坪山还屹立在那儿,天坪山下还埋葬着近百名井下牺牲的矿工。天坪山麓还有许多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着的矿工家属。但愿人们不要忘记他们父兄当年的对社会的贡献,但愿人们也不要忘记艰难困苦中的矿工家属。
    岁月如江水,一去不复返。大通煤矿虽然已不存在了,但是天坪山煤矿开创者,当年出生入死,流血流汗,象王铁人一样冒着井下生命危险,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如同天坪山那样屹立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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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4 16:37 | 只看该作者


十三岁起,我就在江上打渔——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三

     蝉声盈耳。从荷叶洲乘船过夹江,返回江南古镇。天热起来,穿过江岸边的共和老街,顺坡上到镇政府门口,准备乘709路公交车回家。
    709路站头,已站立了一堆候车人。709车,还不知要等多久。一辆蓝色出租车驰过来,汗流浃背我,拉开停到路边蓝色面的车门,车内已坐有一个老人。拼车吧,五元一个人拉到市里。我弯腰钻进车后。
    坐倒后,听右侧的老人说:早晨与儿子一道回到古镇河南嘴的家中。十天前,江水漫上古镇老街。江水进了家。自己将家中东西移到桌子床上;就去市区女儿家住了。今天早晨回到古镇家中看看。
     老人说,再过几天,等水退了,就回古镇自家来了。车从荣光路开往市区。我与这位神情矍烁的老人闲聊起来。这位老人说自己土生土长在古镇,本来是个渔民,属龙的,今年70岁了。
    我问,解放前夕共和街这一带的保长是哪一个?老人说:“保长——高福林,是我们高家人。还有一个姓吴的,叫吴玉魁,也是为国民党日本人干事的。
    那个吴玉魁——是笔刀吏,比保长还大些。吴与日本人关系好。大通街上被日本人抓去的人,他出面找到日本人,就能保出来。解放后被定为“四类分子”。1960年死掉了。七几年时,还有个日本老头来大通找吴玉魁。”
    鬼子时“兴亚队”的大队长,叫吴智和。吴智和是董店人,他弟兄几个呢。解放前边,吴智和跑台湾去了。他的小儿子,不是做了和尚?原本在西垄铁匠铺打铁,后来出家,翠竹禅寺当了和尚。他哪里是做生意?他是黑道人。
    这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说:十三岁,我就在船上打鱼。
    解放前,小轮码头就在现在的和悦渡口这儿,青通河口,河南嘴这儿。五几年才移到下游粮站那儿的。
    从大通使船去青阳,说是四十里,其实不止。到童埠20里。到木镇叫七星河,水道曲曲弯弯,水路悠长。
    上水桥,下水桥,都是南北向的石板桥。上水桥,通往牌坊头新建;小水桥通往童埠。
    上水桥,下水桥,早都淹没在白荡湖中了。白荡湖,就是我们大通渔业社在公社时起挑成的。我们,还修过大通铁路。就是大通江边码头到天坪山下的那条铁路,30里路长,那是1960年。
    五猖庙,那儿还演过戏。五猖庙就在我们渔业队老周家(共和街十几号那一片)那儿。
    现在的江水脏,白鰭豚没法活了。这些年,江猪也少多了。以往江猪都上到大通河里来,大的有二百多斤。年年,都有人打到白鰭豚。
    早些年,打鱼的方法多。除了用网,还有鱼鹰,都是青阳人无为人。鱼鹰在水下逮到大鱼,两只鱼鹰会用嘴叼着抬出水来。
    还有摸鱼的“渔花子”,三九寒天,都下到河水摸。“渔花子”下河之前,先在岸上烤火,烤得胸暖了,就下水摸。岸边石头缝里,一摸,都是大鱼。水浅时,经常见到他们在河中摸鱼。
    不知不觉中,出租车到了体育场,他下车了。老师傅儿子家在十中后面。以后不知还能遇到这位老人不?车内开着空调,下了车,外面真热。

                                     虎年7月2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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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5 07:19 | 只看该作者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也心甘。张翅啊张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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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3-01 16:43 | 只看该作者

农村有“大小亩”——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四

    雾霾天,从早到晚,江东小城都淹没在浓霾之中。傍晚四点钟去洗澡。进了澡堂,两个搓背修脚的服务员,都躺在铺上,没有洗澡的人。搓背的小陈看到我,有些高兴,毕竟来了个生意,他知道,我肯定是要搓背加捏脚的。
    搓背的小陈说:今天到你,还没做10个人呢。从家里才来几天。他夫妇俩都来了,老婆在女浴池内帮人搓背。在这家浴池,小陈干4年了。他原来在体育馆那边浴池干,干有七八年。我认识他也有八九年了。他在体育馆时,每次去洗澡,我都是找他搓背,他搓背诚实,肯用力,捏脚手指也很到位,力气既不大也不小,很是舒服。他不在体育馆那儿干后,我寻了几个浴池,才找到他,于是这几年,冬天我都是在他所在的澡堂洗,虽说,这家浴池贵两元。他边为我服务着,边与我闲聊。
    他属龙。今年48岁了。东联乡某某大队的。家中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老母亲。家中五个人口,有七亩田。
    大女儿属兔,在青岛一所大学艺术专业,学古琴。明年夏天就毕业了。小女儿属蛇,芜湖卫校毕业,现在上海一家公办医院工作;上个月拿六千多元,仅税就交四百多元。工资不高就两千多,加班费多。
    我问他:今年家里还是种的糯稻?他很兴奋地说:是的,种的糯稻;但今年划不来啦!去年一担糯稻,我是一百七十元/担卖的。今年我只卖到148元/担。到现在只能卖到130元/担了。
    我问他家中可有几十担糯稻?他说家中还有一二百担呢。我说:你不就七亩田吗?
    他说,我还种旁人的一些田。加上我自家的,种了二十多亩田糯稻呢。种旁人的田,收割时,给他一担稻就行了。糯稻的收成,与早稻差不多的,一亩也过千斤的。四月二十几洒稻籽,八月节就收割了,一百天样子就成熟了。
    现在种稻省事,不要人插秧,不人要割。收割,都是请的收割机,一亩80元。私亩不行,私亩要一百四十元,私亩大,私亩六分就有一亩。
    除草剂要用两告,稻籽在田里出芽时,打一告除草剂,防止野草生长;等禾苗长半尺来高时,又有草也长出来了,就再打一告。稻子灌浆时,要用复合肥,一亩洒上三四十斤。另外在洒籽前,作田时,要用二十斤尿素。尿素,今年就90多元一百斤。
    一百三十元/担,还是不亏的,但利润少了。
    我问:今年浴池老板可给你们承包?他说,不给承包,还与去年一样,是三七开。刚来前两年,浴池老板是给他夫妇俩承包,每人每冬事前缴三千元,之后每天的收入就归他们自个了。
    小陈师傅说,要是承包就好了,我交三千元,前年干了一万多元。去年,老板就不给我们承包了。
    等明年,我大女儿出来了,我就好了。他给我边捏着脚,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今年涨一元钱了,搓背与捏脚都涨了。我说,去年就该涨了。
    天一冷,浴池里人就多了。每年腊月,他都要忙到除夕中午,才能赶回家过年。
                                        (1281157~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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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3-02 16:53 | 只看该作者

我是从新安江水电站跑到铜陵的——乡土铜官众生相之五十四

    我是1958年8月到铜陵大通煤矿的。那时天坪山下的中矿还没开,只有大通煤矿的西矿——五峰山下的西矿。我是从新安江水电站跑来的。

    我是浙江黄岩人,1950年黄岩县高中毕业的,解放后先在黄岩县文化站工作,之后又在人民银行临海中心支行工作了,1954年定为23级干部。受我父亲牵连,被当成怀疑对象。家里成分高?不是成分高。解放前我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法院院长,先是临海县后是黄岩县的法院院长。他是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时,他害怕,就躲了起来。工作队追问我,叫我揭发。因为我的揭发不能令工作队满意,1955年,我被银行下放了。我到省城杭州上访要求恢复工作,杭州说当地下放不错。
     1954年,大陆准备解放浙江省的一江山岛。沿海几个县清理不可靠的人。沿海地区成份高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台海关系的,都是怀疑对象,也都是清理对象。作为前政权法院院长儿子的我,能不被银行下放吗!我只好回到黄岩乡下老家的农业社当会计。可我思想不通,怎么也不肯在农村干。当时农村缺吃的。1956年统购统销,粮食更紧张。为了生活,我只好卖手表卖毛线衣等生活用品来维持生存。
     身边没东西卖了,没得吃,怎么办?为了生活,1957年我就背了一床薄薄的被絮,从黄岩跑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上,当起了青壮工,挑土石方。
    我身体强健,不怕累不怕流汗,干了几个月后,在电站工地上的处境就改善了。我有文化,有空就帮施工员计算土石方。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施工员大都是北方侉子,文化都不高,施工中对土石方计算不准,不如我算的好。经我计算,施工员担负的任务,都能超额完成。渐渐,施工员就不要我挑土石了,抽出来专门计算当天完成的土石方。
     干了还没一年,一个谣传,使我离开了新安江电站工地。谣传要调我们这批人去云南彝族人居住的地区建水电站。去云南深山老林,那不是充军吗?工地上人心惶惶,都怕去,天天都有人逃跑。我在4月份就想跑了,但工地上看紧我,生怕我跑掉。到了8月,我瞅个机会,才从新安江跑掉。
     解放后我哥哥在安徽工作,他知道省重工业厅要在铜陵大通开办一座煤矿,需要人。得到这个信息后,我就来到了铜陵青阳贵池三县交界处的江南古镇大通。安徽省重工业厅当时在古镇大通设了“皖南大通煤矿筹备处”。那时“大跃进”刚开始,各行各业大力提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各地厂矿都需要人,我到了煤矿筹备处,就叫我到古镇之东二十里外的江村报到(大通煤矿的第一口井位于在江村山后面的岭头村)。各地来的人员都住在江村农民家中,我的工作是干土建。那时社会上有文化的人不多,高小毕业生都算得上是单位的知识分子了。
     铜陵、青阳、贵池三县那时都属安庆专区领导。我来矿没多久,安庆地委要求省委把皖南大通煤矿划给他们,安徽省委同意了,“皖南大通煤矿”就更名为“安庆地区大通煤矿矿务局“。局机关就在董店。
     第二年8月底瓦斯爆炸那天,机关干部,地面人员都下井劳动,我上早班,瓦斯爆炸发生在两点后的中班。1960年修建古镇大通到天坪山矿区的铁路,我就被调到大通的铁路管理处当调度员。
     1964年&nbsp“四清运动”期间,为一袋螺栓,我被整得要死。采购员采购的一袋螺栓,交铜官山到大通的客运汽车,送到古镇汽车站,然后打电话叫大通铁路派人到汽车站去取。我接了电话后,打电话给铁路工地上负责的余家义,要他派工人去取。不知是人去迟了,还是咋地,他们派的人到汽车站后,那袋螺栓不见了。那袋螺栓是连接铁轨的道板螺栓。丢失后,当时安庆地区八个县,由副县长带队,分段承包,限期要完成铁路建成。一袋螺栓丢失,影响了铁路工地进度。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事上我没有错。我与安庆地区派到煤矿上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祚汉顶了起来。当时正是“四清运动”期间。于是四清工作队就抓住这事,搞我。七个干部围我搞了我几个月,最后决定要我下放,我坚决不走,铁管处就不发我工资,一家几口靠志栋他妈妈给小火车下煤来维持生活。铁路上没办法,1965年底就要我到中矿下井去。可是到了中矿,各个队没人敢要我。钱克昌在运输队当书记,他接受了我,我就到运输队了,天天下到黑咕隆咚的井下推大车。
     钱克昌是大通煤矿老矿工的典型。安徽省煤炭行业王铁人式的劳动模范,文革前,安庆地区工矿企业,全省的煤矿工人,哪个不知道钱克昌呢?他出席过全省群英会,也有照片,可是因劳模证书丢失了,如今政府不承认他的劳模资格。2005年临死,养老金也就只五百多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大饥荒。工矿企业职工粮食定量供应。矿上姓何的那个矿长,提到党委会上通过了一个决定:钱克昌吃粮不定量,天天任他吃,他能吃多少,给他吃多少。80年代这个老矿长当煤矿局长了。因省劳动模范的证书遗失了,钱克昌到煤炭局找老领导求助,可老领导却不愿帮他作证明。
     晚年的钱克昌,贫病交加,老妻双眼失明,多年受矽肺病折磨,一年有半年喘不过气来,不幸于2005年去世了。
     世道,人心,有时候令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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