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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5 17:14 | 只看该作者

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

    12点整,古镇十字路口。我候9路返回市区。
    公交车没到,一辆的士过来了。我不耐烦再候下去,就走向的士。的车里已坐有一人,我坐进后座,又搭进一乘客。为了抢乘客,面的车到了古镇,为了抢生意,就采取“拼的”办法来拉客,到市区一个乘客5元钱。
    的士开驰,出镇拐上铜池公路。开了几百米,田家炳学校门口,一戴眼镜的小伙子招手,车停,司机拉上小伙子,继续往市区行驰。
    戴眼镜的小伙子上车,嘴里就嚷个不停,“教师哪能干啊!大学生进来后,先干一年的生活教师,工资就一千元。那,我怎么干?”小伙子原来是到田家炳学校应聘的。校方提供的工资待遇,与他的期望差距太大,他于是上了出租车就大发牢骚。
    “找不到工作,让我们大学生怎么生存?”
    “ 干脆,我也到庙里当和尚算了!要不,我只有去考研究生。”
     如今大学生,就象高小生一样。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还不如高小生!
    央视那个主持人朱军,不是提倡大学生去掏大粪吗?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一个陕西的,一个辽宁的,两个北大的毕业生去卖猪肉去了。你读的大学,名气还能大于北京大学?
    这个满腹牢骚的小伙子说,自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今年的毕业生——所学专业是“中国哲学”。我问他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他说不分期。
    他说,我们不少同学都找不到工作,有几个已去当和尚尼姑了。不行,我也去当和尚算了。
    我说,你多大了?他说,我是1987年出生的。父亲已经66岁了,母亲小,就四十多岁。家住白鹤燃气站对面的村子。属古松。
    戴眼镜的小伙子上车后,后排就挤满了三个乘客。我坐在司机身后。开车的司机,脑袋上没有几根毛,后脑勺都是光滑滑的。司机说他是立新煤矿的下岗工人,下岗前在煤矿了三年井。我开玩笑说,你是小狗鸟,老矿工都下了三十年多年井。司机心服口服地说,与那些老师傅比,我是小狗鸟。
    司机对满腹牢骚的大学生说:现在,只有“老头票子”是真的,其外一切都是假的。戴眼镜的小伙子问司机:  “老头票子”是什么?司机说,你连“老头票子”都不知道?到哪儿能找到工作?与司机并排的那个年青人,扭头问司机,老头票子可就是钞票?
    我听了,对这个满腹牢骚的大学生感到很好笑,就开口了:“毛泽东主席有句名言,叫‘ 书读得越多越蠢 ’,现在看来,你就是典型事例。你还是哲学系的毕业生呢!这几年在南京大学的书真是白读了!读到屁眼里去了。”
    “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社会是有问题,但主要的问题出在你身上。铜陵两所大专的毕业生,大部分不都找到工作了吗?你为什么找不到?,要从你自身找找原因啊。”
    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打断我的话说:他们都去当工人了。
    我说:读了大学,似乎就成了人上人,就不能当工人了?当工人就委屈了?
    我说“你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你身架放不下来——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架放不下来!根本的问题是出在你身上。你要先解决生存问题。作为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你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比狗屎还臭。”
    “ 考研,不说考上考不上;就是考上了,读了几年研究生,就业这个问题仍然摆在你面前,你还是要面对它,解决它。迟解决,不如早解决。”
    你应该到上海,苏州,这些大城市去应聘。象你这样南大的毕业生,找份象样的工作不会是多大难事的。
    在铜陵这样三四十万的小城市,哲学系的毕业生要想找到理想的工作,肯定希望不大。
    哲学系的大学生,你肯定读过黑格尔的书。黑格尔不是有句名言吗——‘存在就是合理的’,你现在连自己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说明你对社会,对人生,对你自己,都缺乏必要的认识。二十多岁的你,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的观念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合理,肯定就能找到工作的。关键是你要调整自己的观念。放下“名牌大学”的架子,工作就容易找到了。
    开着车的司机再三说,这个老师傅说得对!是为你好。
    过了铁道,戴眼镜的小伙子先说到“农业发展银行”的同学那儿去,车弛了二百米,驰近市区黄金地带的那个十字路口,他又说到安工学院去。司机先是要他加5元,后来说算了——把你送过去吧。
    十字路口,在建的环形天桥已接近收尾。面的车停,等红绿灯,我下车了。

                               ( 617046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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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6 13:31 | 只看该作者

铜陵这,也有跨国婚姻——丰腴少妇就是在横港出生,在横港长大的,其父母都是港务局的职工。她毕业于九中。这个跨国婚姻是旁人介绍了法国的一个小伙子,就远嫁法国了。看来铜官山不仅山好,水好,还有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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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6 15:14 | 只看该作者

我说:读了大学,似乎就成了人上人,就不能当工人了?当工人就委屈了?
哲学系的学生当工人也是行的,但不如蓝领工程师吃香,也不如技师吃的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老百姓的孩子上大学是讨口饭吃过日子…………那哲学真的不错,那是富人圈子玩的东西,老百姓的孩子除非是哲学天才方能进入这个圈子玩一玩。社会劳动大軍欢迎蓝领学子。

过去十年前,社会纳䝨也有注重名校不注重专的理念,而今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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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6 17:13 | 只看该作者

我是铜兴小学(东方红小学前身)毕业的

    &nbspG说:我是铜兴小学(东方红小学前身)毕业的,1963年考入铜陵一中,那一届有四个班。是按“一二三四”排班,我是初一一班。属1966年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在学校参加的是保守组织,后来参加了“北京公社”。大串联时,和同学去过南京上海,黄山也到了,其他地方没去。我胆小,不敢乱跑。
&nbsp   1968年秋天铜陵的“老三届”开始下乡上山,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一批插队的学生是10月17日走的,去九华山东南的陵阳公社插队落户。那年秋天,我父在杭州害病,母亲去服侍他了,家中就我弟兄俩,第一批我就没走成。
    下乡插队,我要去有山有水的地方,就选了酉华。我们是第二批——11月23日走的,去的是青阳县东部的酉华公社。我插队的地方,是酉华公社双河大队的响桥生产队。当时双河大队书记姓何。
    1968年11月23日那天,是个晴天,天还不大冷。老长江大戏院那儿乘的车。是那时铜陵长途汽车站,在长江电影院上面,就是义安路南头,板栗山公园对过。当天有好几辆客车送下乡插队的学生。
    车子开到青阳与铜陵搭界,我们下车小便。车子开到木镇,顺着“318国道”东去,开不了多长时间,到“四安”之后往南拐,就进入酉华公社了。当天我们分到响桥生产队。到了后,我们就被安排住在队屋里。酉华山窝“老虎坑”那一片,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铜陵支队的一个根据地。那里也有许多老头,是自首份子——皖南事变后,一些新四军人员自首了。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民兵用枪押着他们,批斗时,这些自首份子,一站一大排。
    双河大队那儿是山区,三县交界,南陵青阳泾县三县交界。双河大队如今已改名为华岸村。山岭东面就是泾县。我所在的响桥生产队,我们一道去了四个同学,两男两女。另一男的是白保山。女的一个叫许培培,她父亲也是铜山矿过来的。是储近英老师介绍的,储近英老师在一中教历史。还一个女的叫某某某,她家在五公里礼堂后边。礼堂后那三栋是铜陵有色最老的三栋楼房,她家就在中间一栋三楼,我就答应了她与我一起插队落户。
    腊月里,我们几个知青想家,又没钱买车票,过小年那天一大早,我们四个人就从酉华那儿徒步往铜陵走。不认路,就顺着公路走,走到318国道后,顺着往西走,走着走着,天落起雪来。过了木镇,天就黑了。走到一个村子里,问村里人,可有知青。村里有,但到知青住的屋前,门锁着。旁边邻居说,两个知青回家过年去了。天黑透了,我们走了一天,又累又饿,鞋袜都湿透了,没力气再走了。就把这知青房子门埵开,我们进去用手电筒照着,找到煤油灯,也没找到米,只找到一堆山芋。我们就再灶上起火,烀山芋吃。填饱肚子,将鞋袜放到灶台上烘,倒头就睡。天亮后我们将这门锁好,离开,顺着青铜公路又走了一天,才到铜官山的。
    “老虎坑”那儿属宋村大队了。铜陵民办中学的学生,去的是“老虎坑”那儿。我们双河大队离那儿不远。
     我在酉华那生产队呆了两年,1970年11月招工上来,到化工总厂,干到退休。车工干了十几年的。
     退休后没事,天天晚上,去铜都广场跳舞——交际舞,旗杆那儿。广场大多是健身的。
     我有辆双缸的摩托车。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抽空我带你去我酉华“老虎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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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7 07:21 | 只看该作者

我是铜兴小学(东方红小学前身)毕业的,1963年考入铜陵一中,那一届有四个班。是按“一二三四”排班,我是初一一班。属1966年初中毕业生。我是铜兴小学(东方红小学前身)毕业的,1963年考入铜陵一中,那一届有四个班。是按“一二三四”排班,我是初一一班。属1966年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在学校参加的是保守组织,后来参加了“北京公社”。


感叹:1966年文化大革开始不久,最早的保守组织是一中的“红色尖兵战斗队”,那些队员都是孩子,什么也不懂,当时一中“东方红战斗队”人员最多,下属有一些战斗队,那时成立战斗队是自发的,两个人打个旗帜就行了。但在许许多多战斗队中,红色尖兵战斗队很跃眼的,现在老人都知道那是老保,<以干部子女为多>
      如今回忆起来,这队那队的都是一场闹剧而已,学生什么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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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7 16:39 | 只看该作者

九华“打猎队”

    茶叶店出来,路灯亮了,过马路来到邮政大厅。戴着红帽的许师傅坐在常日所坐的台子旁。许师傅是五峰山煤矿退休的矿工,退休后因家庭生活拮据,每天天黑后,他就从东郊来到邮政大厅值守黑夜,每月有三百元的报酬。台子旁还坐着一位老者,这老者说自己是老干部局退休的。
    我坐下后,给许师傅讲早晨在临湖广场见到的一个人。这个人50年前在钟鸣镇见证了许师傅招工到煤矿时的情景。所以我一讲到这个人,许师傅谈兴大增。与我交谈很热烈。老干部局退休的老者,插不上嘴。只好起身离去。我俩聊得的起劲,一位头发花白的魁梧老翁坐到了我对面。
    这个老翁,脸堂红璞璞的,平整光滑几乎没有皱纹。我问他可有60岁?这红脸老汉说75岁了。说是刚喝了点酒,所以脸色红润。这位红脸老翁是灵壁人。他说自己是1968年到铜陵“三支两军”------在市公检法军管会,后来就转业到了铜陵民劳局了,那时铜陵是特区,特区民劳局的负责人,记得姓沈。红脸老汉是在某某局退休的。
    我问他,你所在的可是331部队的,红脸老汉说331是南京军区的,我们不是,我们是省军区的。我又问他们部队驻地在何处,红脸老汉说,安庆,青阳,九华,铜陵都驻过。我问是陆军还是什么兵种,他说是特工部队。我一听,有些惊奇:“ 特工部队,是什么部队?”
    红脸老翁说:就象如今电视里放的《潜伏》《暗战》几个电视剧一样,我到部队后分到了特战部队,既归省军区,也归南京军区领导。
    我们分队曾在九华山驻过好多年,直到80年代才撤走。我到九华山执行任务,是1962年,我们不穿军装的,都穿便衣,驻在百岁宫里。我们这个分队,除了九华派出所得一两个人知道真实任务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对外说是打猎队,分队有60多人,队长兼政委姓傅,是个山东人,两道杠两颗星的中校,他比我们大十来岁的。九华山成百个大小寺庙尼姑庵子,我们都经常去查看的。发现可疑对象,有了证据,就抓捕。那时候,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集团正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夜间蒋帮飞机有时空降特务到大别山和皖南山区。所以,皖南山区的敌特活动也比较猖狂。我们在九华山,月月都抓到的坏人的。
    我们抓捕,有时在白天,有时也在黑夜。半夜敲庙门,没事的和尚,很块就会开门。有的和尚,不开门。他老不开门,我们就说,不开我们就把门炸掉。天台寺,老爷顶,花台,还有下闵园那一带,都抓捕过潜伏的敌特。
    敌特抓到后,我们先送到九华街派出所关起来。然后打电话向省军区报告。一两天,省军区或南京就有人赶到青阳来,将我们抓到的人带下山。我们分队受到南京军区的嘉奖。80年代初,我们这支便衣队奉命撤出九华山了。
    我们六七十人,是分批分片巡查,在九华山,我们有电台,与南京及省军区保持联系。队长也安排轮流下山到青阳县城去散心的。县人武部会接待我们的。吃饭也不要钱的。那时津贴就6元。买肥皂牙膏,就在九华街上,化城寺前面有小商店。那时九华街上有佛教大队,尼姑与和尚都得参加劳动的。祈园寺前面都是稻田。
    我在九华山“打猎队”干了一年多,以后就被派到省军区教导队去了,这支打猎队,具体是啥时撤出九华山的,我就不清楚了。
    此红脸老翁姓LU,宿县地区灵璧人。晚间,他几乎天天进到邮政大厅,坐一会儿,与熟人聊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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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7 17:55 | 只看该作者

这个文连起来我一下午看完。。。许多回忆。

这文笔能出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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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8 12:30 | 只看该作者

提起九华山,唉,我怎么不伤心!

    湖畔起风,感到有些凉,起身顺湖堤南去。
    过了第二个马鞍桥,前面路上,那个常在公园里转悠的那个中年和尚,正向一对青年恋人推荐着什么。前天这个和尚身着褐色长衫,今天是一身灰色长衫。那对游人没听他忽悠,没停脚步。我走近这和尚时,对面来的一个汉子,伸手摸着和尚的肚子说,你要练练,这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了?和尚眯着眼,笑笑往南去了。
    我问汉子,这个和尚是哪儿的?汉子说,就大通铁板洲的一个农民。我又问,他天天在公园里干什么的?汉子说,生存。一条一米来长的灰狗在汉子身边旋来旋去。
    我问汉子,你可去过九华山?他说去过。我看他有兴趣交谈,于是提议到路旁面湖椅子上坐一坐。汉子乐呵呵地走向椅子。我俩并排面对湖水,靠椅坐下,我看这个汉子脸庞红噗噗的,就说,气色不错,你身体不错!他说:我老父亲八十多了,比我的身体还好呢。
    他从胸前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给我,我说,谢谢,我不抽烟。他说,真的不抽?从来没抽过?我肯定地说:是的,从来也不抽。他又问我喝不喝酒?我也如实回答:酒喝,但没有瘾。应酬时就喝点,但不谗酒。平时是不喝的。他说,我不行,我天天一睁开眼,就得喝,闻不到酒气,人就没精神。我已有了酒精依赖症。
    我问,那一天三两酒可行?他说,不行!一天得一瓶。香烟离了也不行,抽红双喜香烟。不是新加坡的红双喜,新加坡的要20多元一包。还有六元的,四元的。
    我问,你是哪家单位退休的?他说是有色—井巷公司。1988年退休时,退休金只有113元,现在是1000零5分。
他说:我属兔,1970年参加工作。老家在湖南,浏阳还是邵阳,我搞不清,没有去过。父亲随部队北上,后来又随军渡江南下,后来就留在枞阳了。父亲在枞阳县武装部。家中姊妹5个,我是老大,如今两个在无锡,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苏州,就我一家在铜陵。我就一个儿子,现在移动打工。
    我问他,你年年都上九华吗?他说,佛教,是信则灵,不信则无。我还上过峨眉山。1972年时,战友叫我去玩,我就去了峨眉山。九华山小,周围就十来里。峨眉山高,海拔三千多米,范围也广。九华山海拔就一千多米。
    近年可爬过九华了?
    提起九华山,唉,我怎么不伤心!
    他拎起左裤腿,露出腿踝上瘦细且变形了小腿,我明白了,他小腿受过伤。我就问?是在井下受的伤?他说不是,是车祸。“1979年12月12日,双十二那一天”,我们开着解放汽车从凤矿拉凿岩机。凤矿的几个老师傅搭便车,到市里来买东西,我就让两个老师傅坐驾驶室。我站在驾驶室后的面的车厢前头。车子开到“东方红”——老百货公司(就是刚拆了的)门口的那个十字路口时,交警的红绿灯,不象现在。当时还是的手控的。绿灯开了,我们车子刚起动,突然又变红灯了。驾驶员一个急刹车。车上装着的那个两吨多重的凿岩机,没固定住,借惯性往前一冲。与我并排的两个人都叫了起来,说是被撞到了。我还想上前去搀扶他们呢,但一迈步,我就不行了。裤腿流出血来。送到人民医院。那些医生忙着要下班。有个医生说要给我锯掉。我当既就骂了他。你要是给我把腿锯掉,我非得杀了你不可。最终他们就没锯。
    车祸那天是星期五。我正谈着的对象,是三中的校医,上海姑娘,约好星期六见面的。这样一来,还怎谈得下去呢?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出来后,我就带着一样东西,赶紧去了九华山。
    讲到这儿,他停住话头,脸磨向桥那边。我也扭过脸去。他的那条灰狗,不安份起来,跑来跑去。他说,桥上过来一条与它身架差不多大的狗,它要去与那条过路狗玩。果然,灰狗凑到过路狗跟前,毫无敌意的盯着来狗望。老朱起身,用手中的帆布带,套上灰狗的项圈,牵回不情愿的灰狗。接着话头给我讲。
    他问我是哪单位退休的。我说是煤矿。他问是立新?我说不是,是中矿。他说,民兵拉练时在你们矿住过一宿。
拉练是九十月里,一人背一支步枪。一个背包,还一个米袋子。从金口岭出发。走丫山,何湾,到九华山上。在九华山住了八天。下山还在青阳中学住了一天。好象是回来时经过你们矿的。
    九华山上的九华街,那时候还很萧条,每座庙中,都是空荡荡的,就只有一二个和尚。有天,我们从凤凰松那儿上天台。半山道上有一寺庙,那是上天台山道的必经之地。进了庙门要经过一石桥,才进入庙里,穿庙而过才能继续登天台。过了石桥,那个庙里不是有尊涂了金的千手观音吗?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家伙,他伸手扳下观音的一个金色手指头。看我进来了,就随手丢在地上了。那个手指头落下时我正跨了进来。菩萨的“手指头”就砸到了我左腿踝上。我弯腰捡起就揣进裤袋中,并带回家来。
    哪想,几年后有了报应-------凿岩机就将我左腿踝上的骨头给撞碎了。那次在九华山上,有亵渎菩萨行为的几个人,很快就都有了劫难。
    一个叫WU FU LING,卷扬工,他在佛教协会所在的庙里(化城寺)撒尿。下山后我们住在青阳中学,在沙坑跳高训练,轮到他跳,他跳进沙坑,还没起来,后面一个人跑步起跳,一脚落到他肚子上,把他的肠子砸断了。他现在还在,就住在杨家山。
    走我前面扳下观音手指头的那个家伙,当天晚上就发高烧,连发了好几天,吊水打针好几天,才好。
    还有一个人,从九华山下来没多久,在小铜山上班时,掉到井眼里,70多米深的井眼里,摔死了,死得很惨。
    所以,我腿伤一好。我就赶紧去了九华山。带着观音的那个金手指,去了天台下的那个庙。那个庙里观音的手指头,已修复了。并用玻璃框罩住了。我把观音的那个手指头,摆到玻璃框上面,菩萨面前的功德箱里塞下五元钱。当时的五元钱顶现在20元。并且给那个和尚1元钱。和尚留我吃了顿饭,和尚烧的饭,炒了个两块豆腐干。
    正聊着,他腿前的那条灰狗又不安份起来。窜起身来,用嘴巴往他嘴上凑。他将系于狗脖上的帆布带解下,让灰狗自由跑开。他说,这条灰狗养了七年了。
    兄妹5个中,老小情况最好。小妹都41了。妹夫本来是个木匠,但是有经营头脑。80年代就去无锡打工,给电视台做水曲柳的门窗。一下子赚了四千多元。他只带回三百多元回家过年。其余的就都送掉了。什么科长,主任,一人几百的送。所以开了年,人家单位还叫他干。他就这样慢慢发了起来。深圳还有公司。我妹妹,现在单独经营一家茶楼。就是我妹夫领人去喝茶,都得刷卡。
    我老父亲身体好。前不久我们去无锡。开车来接的。我累了还几天。他感觉好的很。每次回来。她们都给我带一箱子茅台或五粮液。对他们来说,钱,不算什么了。但是,我不习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
    这位因公致残者,姓朱。他谈兴很浓。但时已近午。虽说我没带表,也没带手机,但时间肯定不早了。不想耽误预定的下一档活动。改时碰到他,再听他聊吧。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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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8 16:48 | 只看该作者

    啥时候,人都得顾肚子啊

    天井湖公园内,天天有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在湖畔转来转去。老翁手里拿根两尺多长的细棍,他天天逐一翻检湖畔的垃圾箱,见到饮料瓶,就捡到塑料袋中。不熟悉的人,谁会相信这是一位退休教师呢。
    这位逐一翻捡湖畔垃圾箱的退休教师,姓L。与L老师认识后,老先生对我说:
    我今年78岁了,巢县人,1956年从家乡考入无为初级师范。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无为县对江的一个乡村小学,第一年就只拿13元;第二年拿14元;第三年就拿20块五毛;有一年拿到26元。五十年代后半期,教师工资都很低。
巢县是老名字,后来叫居巢区,现在又改成巢湖市了,归合肥代管。项羽的参谋长范增,是我们巢县的。张治中,国民党的张治中,冯玉祥都是我们巢县人。
    六零年,我们巢县饿死多少人。省里一个副省长,叫张凯帆,到我们巢县一看,老百姓饿死不少,就叫打开粮站的库房,库里哪有粮食啊,全是大糠。张凯帆就下令解散食堂。不是张凯帆,饿死得人更多。可是半年后,张凯帆被上头查办,说他是右倾分子。连降几级,1961年被贬到铜官山来,任我们铜陵有色公司第五位的副经理。张被查办后,无为县巢县的各村食堂又恢复起来。哪两年,饿死多少人啊。
     我家在巢县靠肥东的一个乡了。叫庙港,尖山。我们村里,有的一家全饿死了。我父母,还有18岁的弟弟,就都是那一年饿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离开任教的无为乡村小学,跑回巢县家去了。但是,在生产队当农民也不行啊。
    1963年春天,铜陵有色到我们巢县招工,在农村生产队里,没钱用也缺粮吃,怎么办呢,我就跟着招工的到铜陵来了。
    到了铜陵,我并不在学校,是在建安公司当粗壮工。那时建安公司机关,还在五公里的有色公司里面。有色公司机关那三层楼是1963年下半年建的。大圆池那儿,本来是五松生产大队农民的鱼塘。
    1966年凤凰山铜矿重新上马,我就去了凤矿,当爆破工,三级工,44.88元,吃55斤大米。我老婆是农村户口,没口粮,我就省着点吃,匀出来给老婆吃。
    凤矿上马后,铁石宕那儿的职工增多,家属孩子也多了。孩子大了要读书,矿上办子弟学校,但缺老师,就要调我去学校。我不同意去学校,当老师,口粮就少了,就吃不到井下矿工享受的每月55斤的口粮了。到啥时候,人都不能不顾肚子啊。拖了几个月,我就是不去学校。后来矿上同意保留我的井下口粮,我才去了学校。
    我在有色教育干了26年,后来给孩子顶替了。现在退休金多了,2006年也就652.10元。以后这些年,退休工人养老金就年年加。这是,一靠共产党,二靠自己身体。
    我天天在湖边转悠,一举三得。一是锻炼了身体,二是将游人丢弃的饮料瓶收集起来送到废品站,有利于环境保护,三是积少成多后,卖给废品站去,也给我换回了小菜钱。只要不下大雨,一年四季,都要捡饮料瓶的。
    再说,我老伴没有工作,到老了也没社保。这年头,看病多费钱啊。前几年作兴买社保的时候,一下子要缴两万块钱(一万九千八),我们家拿不出来。家里没底子。手头有钱,我还想给老伴买老保,以后就不给儿女添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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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9 13:45 | 只看该作者

抗美援越——我们在越南半年多

    胖胖的余老汉,热天经常坐在他家那幢楼门口或坐在巷子口乘凉。他左臂下垂,只有右手右臂挥动自如。&nbsp
    立秋前一天临近傍晚,出了单位的我,穿过东村居民楼幢间道路,走到教育局东面那幢楼前时,这个胖胖的余老汉,正在二楼楼道坐着乘凉,他看到路上的我,向我招手,我就上了楼梯。随他进到家中。余老从怀中掏出一包香烟,我婉谢。上个月底的一天傍晚&nbsp 他坐在巷口,面前摆着象棋盘,盘上一堆棋子。我走过他身傍时,老汉邀我“来一盘”,我说不会。他盛情邀请,我不想拂了这位伤病老者的意,于是就蹲下来,面对棋盘,摆上棋子,与他下了一盘。
    边下棋,他边与我闲聊,我也询问他的情况。他说自己姓余,身体是中风造成的。他是部队转业的,在部队是炮兵,高炮65师的。余老汉的老家在安庆上面的望江县,是1956年在家乡参军的。60年代去过越南——抗美援越。
    我想起单位的副书记是炮兵出身,于是就问他天坪山煤矿的一个炮兵转业干部可认识?他脱口就说出我熟悉的“某某某”三个字。他讲起老某有三个孩子。我则笑着一一讲出老某一女二儿的名字。这么一来,我俩就好像熟悉多了。他与我们副书记不仅是战友,还是老乡,1956年俩人同时在望江参军。他俩人家就隔几里路。余老汉说:
    你们副书记,家在前枫树塘,他家在后枫树塘,本来是大桥乡,现在都划入长岭乡了。家乡那儿是丘陵地带,离望江县城45里,靠近太湖宿松,是在望江西北乡了。1956年参军换上军装,先是车子把我们拉到望江县城,然后乘船顺江到了安庆,下到芜湖,之后乘火车去了南昌九江,去了福建廈门。
    1958年“823”炮战——炮击金门,我们也在闽南沿海那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龙潭机场。没多长时间,我就被推荐到南京汤山炮校学习。
    1961年从南京炮校出来,就是正排,拿72元一个月。
    1966年抗美援越,进入越南前,我是613团的一个连长。我们65师是1966年11月进入越南北方的,到安平市接防63师的阵地;1967年6月回国,前后七个月。我们那个炮连是加强连,有八门85炮。人员有200多人,兵员都是双配备。我们连有3名战士没能回来,牺牲在美军的导弹中。那时美国人的导弹是厉害。
    我那个连牺牲的3个战友,全是在导弹攻击中牺牲的。导弹历害,18米长。美国人的飞机,一来,就是六七十架一起来。也往地面扔炸弹。都是子母弹。一颗炸弹,四千米高空炸开,几百个小炸弹,就象一个个波罗似的。散落到地面很大一片。这些小炸弹有的一落到地面就成45度炸开,弹着点附近的人,不死即伤。小弹片嵌进人的身体里,很难搞出来。有的落到地面,并不爆炸-----是定时的。有一次,美军飞机走后,司务长跑进我的帐篷里说,帐篷门口落有一颗小炸弹。我说,还不快扔到水塘里。他刚扔进水塘,就爆炸了。
    我们团在越南半年的样子。后兄弟部队来接防,我们就撤回国了,仍然驻扎在云南的红河。回国时的1967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正乱的时候,“武汉七二零”事件,“揪军内一小撮”。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我就没有参加了。
我于1982年转业,正营。他说:你们矿副书记是623团的,驻昆明。高炮65师有4个团,我是613团的,614团,616团。
    转业回安徽,到铜陵一冶。先是当保卫科长。后来当劳保科长。在劳保科职位上退休。过年,有500元的慰问金。&nbsp
    我是59岁时中风;退休费就1700多元。老伴姓王,退休金有3500多元,她退休前组建幸福村街道。老伴是山东新泰人,五十年代公安学校招生,毕业后分到云南蒙自县公安局工作,后与我结为夫妻。我们有二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上海交大毕业后,去美国读博,就在美国定居了。女儿女婿都在检察院工作。一月都拿四千多。在美国的儿子更多,一月好几万。
    退休后,我几乎没再从他家门口经过了。不知,余老身体近年来可好些。&nbsp
                                                    (322045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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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09 16:26 | 只看该作者

我叔叔是杨明的交通员

    我叔叔,解放前给打游击的杨明当交通员,但解放后不走正道。
    我家在天坪山南的茗山里。我父亲就弟兄俩,除了叔叔,还有一个姑妈。我叔叔简直就是一个二流子。他与婶子俩人不做事的。婶子好吃懒做,还仗势欺人。仗谁的势?仗我叔叔的势。
    铜陵、青阳、南陵三县搭界那一带群山纵横,最大的山是天坪山。天坪山北坡归铜陵,南侧就归青阳。天坪山南侧,一条山谷弯曲狭隘,谷口到天坪山南麓有近十里长。山谷两侧陡起的岩壑上林茂竹密,地形复杂。山谷内人烟稀疏,野兽游荡,但是茶叶很好,千百年来就称之为茗山。
    日本鬼子占领铜陵董店、青阳丁桥后,杨明、朱农等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就以茗山为根据地,昼伏夜出,或向南袭击青阳的日伪军,或向北骚扰铜陵的日本鬼子。鬼子投降后,杨明朱农陈策率领的铜陵大队,没有随军北上,以铜陵、青阳、南陵三县交界处的山区做掩护,开展武装斗争。山外打得过敌人,就打;打不过敌人,就退进三县交界处的山里来。茗山及东南边酉华乡的老虎坑,是铜陵大队的根据地。杨明朱农他们,一直坚持到迎接大军渡江。
    杨明是广东人,好多年他都在茗山里活动,就住在我姑妈家里,我姑妈家房子大,是富户,姓孙。杨明劝我姑夫参加革命:象你这样有钱有地的人家,革命成功后肯定要被当成革命对象的。我姑夫就参加了革命。文革前在杨田乡、陵阳乡当书记。文革开始时赶紧要求调回丁桥乡来了——在家门口,少挨了多少批斗。我叔叔是给杨明当交通员。解放后叔叔也当了乡干部——在丁桥乡搞民政,拿工资。茗山在解放后,属于丁桥乡,人民公社时叫茗山大队。
我婶子在家里,既不种田也不养猪,连鸡都不看的,还常常欺负村邻,连我们家多年都受她的气。叔叔一回家来,她就告枕头状,叔叔听说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门来吵来闹找麻烦。
    文革时,一下子把他搞倒了。我父亲写了一张大字报,检举他解放前给杨明当交通员时,曾经叛变自首。一下子,就把他搞倒了。解放初期,他在乡里搞民政。什么钱都拿来用,乡里要对帐,他把帐本子烧了。调他去渔业大队,又是乱用乱花,一年到头,鱼没打多少,渔网渔船都被他给捣蹬掉了。
    乡里综合厂当厂长,连厂里的洋铁桶都卖光了。乡里开除了他,叫他到大队竹器厂当厂长。人家付的一万块货款,也叫他给花掉了。
    解放后,茗山山谷里建有军事设施。文革他被揭发后,茗山的驻军说,他这样的人不能在军事区住,就把他赶到丁桥那边一个大队去了。他59岁就死了,名叫有根,全青阳县有名。我叔叔是坏在小婶身上,小婶好吃懒做,成天连饭都不做的。小婶是我们村下边江家村人,离我们有一里路的样子。
    后来,青阳县给他平了反。那年大年三十,他要当茗山大队的书记,拿根绳子,跑到大队书记家门口树上要上吊。
    大队就让他看山——就是护林员。但他监守自盗。他给部队搞通了,砍伐了树木,夜晚用部队的汽车拉去大通镇卖。
    他把生产队的水牛,偷偷从钉耙岭牵到西垄去卖。生产队告到县法院,法院一听告的是他的名字,说管不了。他,全县有名。
    我叔叔,老资格,是个老杆子。解放后,他要是正正规规的做人做事,政府他熟人又多,干啥也都很方便的。可他就是不走正道。七几年时,因茗山谷里有几处是军事区,四类分子及政治有问题的人,都不能在茗山里住,就把他迁到二十里外的新河乡去了。他就苦了。他要是走正道,我那个堂弟也不会走到邪道上去,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他儿子到杭州偷单位的保险柜。杭州公安局车子一来,他就躲到山上去了。多少次都没逮到他。那一年腊月里,我们矿的保险箱连续被撬了两个,也是他儿子干的。头一天晚上把工会的保险箱弄到走廊上,没搞到几个钱。第二天夜里又把财务科保险箱的撬了。矿长“老方丈”气坏了,说出纳员小张不接受前一夜的教训,保险箱里还存现金,要把小张弄到井下运输队去。小张父亲拿出钱来赔矿上,儿子才保住财务科的岗位。
    之后我这个堂弟在杭州又作案多起——都是撬保险柜,杭州公安局来茗山逮了好几次,才把他抓到。被杭州公安逮去判了重刑。
    天坪山里有豹子,早些年我家年年都打到豹子的。我小时听老人说“狗见到豹子,骨头都酥了”,我不信。又一次我叔叔打死一头豹子,扛到家来,甩在门前地上,有七八十斤重。我就把家中的一条狗,抱着往豹子身边去,狗怎么也不敢靠近这条死豹子。
     杨明在省委党校当了好多年的校长。我在矿上下井那几年,杨明帮我调工作——要我去党校当炊事员,我没去。我爸送去了5斤豹子肉,杨明要“果子狸”。那时天坪山里“果子狸”已很少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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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0 11:26 | 只看该作者

哲学系干脆停招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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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0 11:41 | 只看该作者

他说,我们不少同学都找不到工作,有几个已去当和尚尼姑了

-----大学的院系都太多,其实只要两个:1,生意系。2,治安系。。这样毕业生就都有事干了,其他皆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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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0 18:13 | 只看该作者

头上还有弹片的新四军老战士

    “1955年我被授上尉军衔,1962年升为大尉,正营,17级干部。我是1966年转业来到铜陵,属副县级,分配到工人医院当书记,当时也没有院长,就我一个人。工人医院当时就12个党员,是个党支部。文革开始,我被批斗——“当权派”嘛,哪能免得掉挂牌,批斗。”
    天井湖畔,拄拐棍的老翁与我边聊,边缓缓绕湖漫步。老翁帽沿下露着白发,从衣着语气看,这老翁气度不凡。他说:
    “我是1928年出生的,南通人,老家再靠近上海的启东。
     我是1944年在启东参加抗日游击队的。那年五六月,一天晚饭后我父亲在村庄小店乘凉时,被日本鬼子抓走,说是新四军游击队的。关在曹家镇上。后托人保了出来。鬼子要抓的是我叔叔,我叔叔是东海抗日游击队长。有人向鬼子告密,鬼子就把我父亲抓了去。秋天,我叔叔就把我带到游击队来了。当时我16岁。不久这支十几人的抗日游击队就编进了新四军的“东南警卫团”。后编入陶勇任司令员的新四军四纵队。国防大学的袁俊也是我们家乡人,袁俊是中将,十三大代表。“ 东南警卫团 ” 的团长叫张震东,解放后是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我小时侯上过学的,不是私塾,是洋学堂。现在我还记得《总理遗嘱》。说着老者随口诵出了孙中山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闘。”  学堂读了五年,日本鬼子来了,书就读不成了。日本鬼子,可恶啊。现在哪么多人,往日本去旅游,我坚决不去——中国人,不能没有骨气!
    内战是1946年夏天打起来的。“七战七捷”,我是四纵28团的。打海安时,我们九连90多人,就剩下18个人,我是其一。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是25军,很凶,战斗力很强。我们久攻不下。先是用许多棉被,泼上水后,顶着冲锋。缴获日本人的山炮,我们不会用。就把投降了的日本兵喊来,叫日本兵当场教我们开炮轰击。
    当时,缴获要归公。国民党军官被俘后,好拿出金条金戒指塞给我们。有的战士拿了这些金条金首饰,也不上交;有的发了这样的洋财,就开小差溜走了,有的还当了国民党的还乡团。战场上,我缴获的东西都交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缴获要归公” 嘛。
    “七战七捷”后,我们部队向北撤,一直撤到山东。所以战士发牢骚 “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 ”!
    我负过两次伤。老翁抬起右手,拨开右太阳勺出稀疏的白发,果然是一块略鼓起伤疤。弹片还在里面。不能动手术的,动手术风险很大,医生说不能动。头上的这个弹片,是在豫东战役时,我们进攻一个小村庄时,被国民党丢过来的手榴弹炸的,弹片嵌进脑袋瓜上。我是三级残废军人。
    战上海时,我已是排长。用的是快慢机。战士大都是三八大盖。排里三个班,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我们军过江后,本来是打杭州的。后来转过头来打上海。我们部队是从浦东高桥,打进上海虹口飞机场一带的。在飞机场,67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布置我们如何向西南苏州河一线的国民党守军进攻,与南线的兄弟部队合击苏州河一线的国民党守军。打过苏州河后,我们师就睡在福州路的大街上。那时已是五月下旬,夜间不怎么冷了。
    上海解放后,我们部队驻扎在太仓。我被派到兵团学校学习,学文化学军事。1952年23军入朝,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在中线,接替38军的防区。1958年回国。我们志愿军回国时,朝鲜老百姓哭了。志愿军多好啊。
    回国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把23军留在东北了。23军就开进了黑龙江,驻防全省各地。军部在哈尔滨。绥芬河,佳木斯,鸡西,等地都有驻地。
    在朝鲜时,我是23军67师的揁察连指导员。抓过两个美国兵。(说着,老翁‘哇拉哇拉’ 地学美国兵讨饶的话语)。
    我结婚是在部队入朝前。1954年,我从朝鲜送一批受伤战士回四川原籍。完成任务后,打报告给师政治部:参军后离家已十年,从没回过家,返回朝鲜之前,想请假回南通老家看看,师政治部主任很快就复电:完全可以。
    转业到铜陵后,我在工人医院干了十五年,1979年离休。是14级。当时有个105号文件,允许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就退下来了,让小儿子顶替。小儿子现在金隆,外国人投资的,工资高。与我差不多。我现在每月是8000多元。大儿子是化工总厂的,退休了,现在江西一家化工厂打工。两个孙子。也都成家了。小孙媳在杨家山医院做B超。老伴也是老家启东那儿人,去年摔了一跤,腿骨摔坏了,行动不便了。我摔了三次,都没摔坏骨头。就是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糊。他讲着话,不时把口中的假牙掏出来又按上。
    有人邀我去日本旅游,我坚决不去——中国人,不能没有骨气!哪国都能去,为何去那个一惯丑视中华民族的岛国,去了哪儿旅游,不就是支持那个国家的经济,花中国人的钱,帮日本人造枪炮?不少同胞没血性,所以鲁迅先生不是说过,中国人健忘。我在国内旅游,中国还地方多得很。就不去日本。
    我退下来后,闲着没啥事,我就跳舞。跳了十几年的舞。现在不跳了。不是腿脚不行,是眼睛不行了。”
    顺湖中路,走到“ 夹径柳斜斜”阁子前,老翁瞩我,如知道参加过豫东战役的战友,别忘了给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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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1 13:47 | 只看该作者

汀洲很多乡亲参加新四军沿江支队

    九点多了,轻纱似的白雾还笼罩着天井湖。白雾中漫步湖畔,湖中的天井阁及四周绿树,影影绰绰,湖岸景致有些水墨画的蕴味。我后悔没带相机出来。我坐到一张面湖的靠椅上,与一位戴墨镜的老翁聊天。
    老翁说:我87岁了。对,是属牛的。我姓张,弯弓张。我是太平汀家州人。现在没有汀洲街了——拆掉了。汀洲街靠江边,就是弯弯的江堤那儿,如在县城顺着江流向下走二十里样子,在一个弯弯的江湾岸边,绿柳络绎的地地方,就是汀洲。汀洲与章家洲隔小江相对。章家洲就是解放后称之胥坝的安平。章家洲西北侧就是浩荡大江。江北则是无为县了。江南的汀洲,可是个好地方啊。不仅仅是个鱼米之乡。
    国民党时。汀洲有两个保:上街保,下街保。两个保都有保长,属沙洲区。
    解放前的汀洲街上,鱼行盐行茶行,各色商铺门面,一家挨着一家,还有两家妓院。粮行有十三家。大的三四家,最大的一家叫‘ 查观记 ’。 ‘ 查观记 ’ 粮行大,一年到头,这家粮行都收粮的。铜陵这快地儿真是“ 八宝之地!” 首先,粮食打的多,不管圩区还是山区,稻子黄豆玉米都长得好,秋后家家囤子都是满的。一年的稻打下来,够吃三年的。常年风调雨顺。汀洲小街长长的。边说,老翁边扬起右手,指着湖湾长堤中央的马鞍桥说,从这儿要到马鞍桥那儿,有里把路长。靠江边,就是弯弯的江堤那儿,是个好地方。过去汀洲繁荣得很呢!
    早年间,长江中的船儿,从芜湖上行,过了荻港,就弯进汀洲了。汀洲虽说很小,但是早年生意红火。上午做朱家嘴一带农村人的生意,下午做泊岸的船上生意。要是刮西南风,汀洲靠的船有三四里路长。芜湖开船,顶不到汀洲,船家是不开船的。汀洲这儿,是长江的一个好避风港。汀洲街一年到头都有外地的戏班子来,这家班子来,那家班子走,常年有戏看。耍把戏,卖艺的,多的很。现在没有汀洲街了——拆掉了。
    弯弯的江堤那儿,岸柳成行,且是个鱼米之乡。国民党时,汀洲属沙洲区。我参加工作还是汀洲区。之后又属太平区。太平街比不得汀洲。太平街,本来叫“ 横埂头”,小街道勉勉强强一里路。抗战前,汀洲这儿的水村鱼市,繁荣程度比荷叶洲差不了多少。
    荷叶洲小时侯就去过的。我长辈是在汀洲做生意的,常常要跟船去荷叶洲进货。小时候我常常跟父亲乘船去荷叶洲进货。大号(大商家)都在荷叶洲。那时荷叶洲就有电灯。汀洲天天都有班船去荷叶洲。早上去,下午回来。要是去进货,货少跟班船回来,货多就雇一条船回来。都是民船,布帆船。也有轮船。大轮,小轮都有。烧煤的轮船。我家在汀洲开小杂货店,水果店,属小商人。
    张世杰,就是太平张家墩人。张家是富人,他父亲是一位开明士绅,张世杰是在安庆圣保罗中学读书的。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新四军七师当过团政委。解放后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当中国大使。太平,汀洲这一带乡亲们参加新四军沿江支队的多,白天满街上都是沿江支队的人,又不穿军装。街心上,人走来走去的,新四军的人员,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汀洲街上收税。新四军收税的、搞情报的,老百姓大都知道,保长汉奸也知道的,但也不敢随便抓他们的。一个地方的人,谁都知道谁的,都是熟人。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新四军没粮食吃,不收粮收税怎么行?粮行不缴税,船是开不走的。缴税后,新四军沿江支队是维护你的。
    年青时我也参加了三次沿江支队。第一次是在土桥那儿。我叔外公也姓张,母舅的叔叔,是沿江支队政委。他本来在城里教书,鬼子来后,他就带人和日本鬼子干。他那个张,就是铜陵县的张家,铜陵县四大姓之一。
    我三次参加沿江支队,但都被父亲给找回来了。我是独子,父母就我一个孩子。
    1942年我18岁,母亲去世。没多久,我爹爹作主,就按早年定下的娃娃亲,将我媳妇接到家中了。我媳妇的祖父在太平街开店。她祖父与我祖父是“把子”。我祖父时,家还在汀洲东边的乡间。我祖父上街一般是不去汀洲街,而是去太平街。我祖父到了太平街的她,家就象到自家一样。两家的儿媳怀孕后,双方老人就约定,如果是一男一女,就让这两个尚未出世的孩子长大结为夫妇,结为娃娃亲。我母亲去世,家中又没人洗洗桨奖的,就把我媳妇接到家来了。
    新四军沿江支队,是章啸衡领导的。章老先生是钱家湾人。钱家湾在汀洲下面不远。章老先生是解放后在芜湖去世的。沿江支队,那时遍地都是。陈尚和也是,可惜牺牲了,遭埋伏了。
    鬼子在时,保长难做!三方面,日本人,国民党,新四军三方面都要维持好。哪一边都不能得罪的。一人当保长,全家日夜都不安宁的。你不能得罪新四军的。粮行,不缴税是不行的。粮食上了船也是运不走的。但是你缴了税,新四军就会维护你的。
    我是8岁念书。私孰念了两年,还在汀洲中心小学念了几年书。日本占了汀洲后,就没念了。日本人天天围剿,小孩子怕。见过日本鬼子。驻汀家洲的日本鬼子,有一个营。搞政治的叫报道组,就是搞谍报的。日本话过去我也能讲几句。
    我13岁就跟父亲做生意。日本人投降以后,我20岁了。铜陵县有四大家——张、查、朱、黄”,黄姓在城郊。铜陵县城这一带,都是四方人逃荒来的,本地人少。
    解放大军过来。我二十四岁了。那年春节后,我们家的门都被下去了。汀洲街各家大门都被国民党兵卸走了,江边修工事去了。汀洲那儿炮打的不历害,土桥那边的炮火历害,直打了一夜。大军过江是天亮,我们都接待了嘛。最早一批先锋队,是上午七点多。都坐在街上,老乡们拉他们进家来坐,他们也不进老百姓的家的。你送茶水,他谢谢你。
    解放初期我参加土改。各区都来了土改工作队。但土改工作队哪有多少人呢?发动当地我们这些青年,写土改宣传小册子。
    大地主,太平街有一家。土改时也镇压了许多反革命的。姚湾村,我记得有一天就枪毙了七个。被枪毙的。有的是几方面都占了的,有的是血债的,有的是“ 中心组 长”——皖南事变后自首的反共积极分子。那时,土改工作队权力很大,队长是可以直接批准枪毙反革命分子的。
    参加工作时,我都小30岁了。铜陵南部的董店出差去过,没常蹲过。西湖,安平,胥坝都呆过。我原来工作是在乡村里,属义务的,不算参加革命。没拿过国家钱,就不算参加工作。县级十字路口大超市那儿,本来是城隍庙,刚解放那些日子,县长陈策带着县政府就在城隍庙办公。城隍庙是我们拆的,1957年拆的。
    1957年反右时,我吓坏了,一身肉都瘦完了。办反右学习班,”肃反“与”反右“两个运动一把搞。我那一个组14个人,组长也成了右派,只剩六个人没成右派。唉,我们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有个姓陈的会计,叫陈学乾,平反后当过董店供销社的主任,方头大脸。陈学乾就在我们那个组,被打成右派。他倒霉倒在“ 嘴上”,他年青时了不得啊!会计业务那个熟啊,全县数一数二!前两年我到董店他家去过,住董店大桥西边那儿。陈前两年得脑溢血了,这些年一切都靠老婆了,他老婆贤惠啊。去年到县里来找社保局——企业退休人员每年都要年审。这个姓陈的是怎么被打成右派?年青时嘴上话多啊。现在可怜啊。年青时,他傲傲的,不晓得人世间的历害。我在土改时,已尝到味道了。所以参加工作后,小心翼翼的。某某供销社,不是我创办的嘛。基层社主任,算什么呢?班级干部!
    大轮不停靠后,荷叶洲就倒了霉了。汀洲与荷叶洲命运,是相同的。繁华过,红火过,如今都衰败了。汀洲老房子都拆掉了,如今是草滩一片了。□



((4月14日09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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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1 14:27 | 只看该作者

十年河东转河西啊!

    十点前,气温抖降,寒流到了,毕竟是腊月里。
    13点半,将前天脱去的毛线裤又穿上,顶着严寒出门。风不大,阴晦天空下的街道,似乎并不是那么冷。
    整修一新的体育场还锁着,透过栅栏望里看,椭圆形紫色塑胶跑道,将绿色草皮的足球场圈在其中。
    体育场东门外,三个人在地上铺开一幅6米×25米的广告布,沿四边添固定用的绳索。小伙子,勒头斜拎着铁皮桶,沿塑边,倒出一条细细的黄色粘液,用硬纸壳抹平后,在粘液面扯直一条塑绳,;然后折起塑边,将绳子裹在其中。如今,化工制品真是个好东西,为人类提供多少方便。说是要挂到长江大桥去。为供电局那个高楼销售做的广告牌。在自己大楼已挂了一个这么大的广告牌。这个,要挂到长江大桥去。
    一个头发斑白,穿着羽绒衫的老头在给小伙子打下手。我看了一会儿,问这老头,今年可有60了?
    老师傅说,65了,属猪,1947年出生,是有色公司退休的——井巷公司退的。退休时,退休金就6百多元。涨了十年,现在是2000多元了。
    井巷公司,工程如今还有的,在坦桑尼亚、赞比亚打井。国内新疆也还有工程。
    老师傅说,自己就是铜陵市人,四中毕业的。1969年参加工作。因是独子,就没到农村去。家住工人新村。那时铜官山区,叫红卫区。狮子山区,叫红星区。
    刚参加工作那三年,天天早晨五点钟,跟大卡车去凤凰山矿,打混合井。寒冬腊月,身上裹个破棉袄,在大卡车上,大伙缩头缩脑挤在一起。车子要开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凤矿。下井,哪是罐笼,是个大桶。桶里能盛十几个人。1971年冬天,十几个人在桶内下到井底时,上面突然倾倒下矸石,当场就砸死两个。我们为死者抬棺材,挖坟坑。
那还不是最苦的,最苦是在建金口岭时。我们井巷公司的人,不就是专打巷道的吗?建金口岭,我们不去谁去。
    有色公司的退休职工,退休金不高,都一千多元,两千不到。与事业单位与政府退休的不同。教师,以往都说是穷教书的,现在工资都是四五千元一个月。十年河东转河西啊!
    二十年前,有色公司是进不来的。出去可以,进来可不容易了,要一层层托关系,没硬关系,是难进来的。我有个同学,他们两口子那时的工资,加起来,没我一人的多。现在,我两口子的退休金,没有我这个同学他一人的多。
如今退休金,企业与事业,是没法比。我们是饿不着,冻不着。铜官山下楼房,以往都是四层五层,如今三十多层的也数不过来了。楼房盖了那么多,我们有色的退休职工,买房买车的,不多;除了厂矿领导及实权人物,有几家能买得起呢。
    社会在发展,世道在变,十年河东转河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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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2 13:12 | 只看该作者


朝鲜战场的伤员,大都是炮弹造成

    曲折的大江,从两个方向环绕着我们江南小城。小城西侧的这一段长江,并不是由西向东流的,而是从南向北流的。傍晚时,江畔西望,虽说已见不到“孤帆远影碧空尽”之景象,但落日西坠,余晖映照江面,波光闪闪,红鳞片片,伴之江面流动的舟楫船舶,有时可能捕捉到难以想像之景致。但是小城的化工厂冶炼厂水泥厂太多了,小城环境常年累月都受污染。灰蒙蒙的日子是十之八九,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几个天清气爽的就不错了。&nbsp
    迎着夕阳,一条大路西去,走上七八里,大路尽头就是缓缓的江流。江流对岸的天空上,落山的太阳,在薄云中时出时隐。一对老夫妇面江而坐,老翁也是白背心,短裤,脑袋上是稀疏的白发。我坐到老翁右边一块石块上,将相机套在胸前,盯着对岸缓缓下坠的红日,等待时机。&nbsp
    坐了一会,薄云又将落日遮掩。失望的我,转头与老翁聊起天来。老翁85岁了,属猴的。1981年才来小城铜陵的——部队转业,安排到工人医院。
    老人告诉我,他是六安人,家在六安县东南乡,庐江舒城六安三县交界处,17岁参军的。与图书馆馆长同姓。他说他们原籍也是馆长家那儿的,后来才迁移到六安的。他问我馆长叫什么,我告诉他后,老人说:馆长这个名字与我们家不是一个族谱的。老人说他是“诚”字辈的,父辈是德字辈。
    现在的六安一中,是他的母校。1949年二月,二野三纵再次解放了六安,当时在六安中学读书的他,就参了军。当时他们那一届三百多同学,大都参军入伍了。入伍的部队属于“二野”11军。11军有3个师,31师,32师,33师。我是33师的。到部队后,我们算是知识分子!那时高小毕业生都不多,况且我们这些中学毕业生呢。他被分到了军部后勤卫生部。参军没两个月,就参加了渡江战役。4月21日晚是在铁板洲那儿过江的。
    我问他,你们部队是在哪个铁板洲?是大通的铁板洲,还是枞阳的铁板洲?他说是枞阳的铁板洲。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的部署是,以大通古镇为界,古镇之上到武汉,由第二野战军渡江;大通之下到镇江,由第三野战军渡江。我们11军属二野的。我军渡江时,江南的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很弱,大都是望风而逃。我们在贵池乌沙那儿登上江南的。国民党守军没命地南逃,我们一个劲地追剿,一直追到浙江金华。渡江战役中,“二野”几十万大军,伤亡就只有七百多人。大通之下游,“三野”渡江遇到的抵抗大,伤亡则大多了。
    老先生说,我在铁板洲过江乘的是一条小民船,船上还有蓬帆,十几个人就坐得满满的了。到江南岸是贵池的乌沙。后来追击国民党溃逃的军队,追到浙江金华。军部及后勤人员安扎在屯溪。
    几个月后,我们11军接到命令,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四川,去解放大西南。从湖北省到湖南常德,走湘西入川的。湘西后尽是山岭,翻过一山又一山。有座大山,一上一下,将近120里。下面晴天,半山腰落雨,山上落雪。到四 川长寿时,已是当年12月了。长寿县政府收缴当地哥老会——胞哥的武器,三间房里摆的满满的,我挑了一只“马拐子”,下乡征粮时防身用。那时乡间,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的游兵散勇,还有些土匪。
    1950年我们11军的番号撤消了。三个野战师,分给沈阳军区一个,济南军区一个,南京军区一个。军机关转为空5军军部。我们33师则归属了26军。
    抗美援朝,1952年我去了朝鲜战场,但是九个月后,就停战了。1954年回国后,26军军部驻山东淄博的周村。我们师部驻在威海。
    我在威海与妻子相识,结了婚。我在部队35年一直都是在军队医院。一个师有一个医院的。李水清的67军也在山东,军部在青岛。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的故事,里面的原型是杨育才,他是68军203师的。百万大裁军时,这个军没有裁消。68军也没裁,英雄部队都没裁。邱少云所在的15军,60年代就改为空降兵了。
    我到朝鲜时,志愿军的生活条件就好多了,不象前期入朝的战友们“一口炒面一口雪”那样艰苦了。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多——牺牲的39万,受伤的100多万。基本上是一比四。朝鲜战场上的伤员,大都是炮弹造成。与解放战争伤情不一样。国内战争中大多是枪伤。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粘到人身上,甩也甩不掉,就一直烧,把人活活烧死。牺牲的战友,被烧得很惨的。
    我从1954年到山东,到1982年年初转业到江南小城来,在山东呆了28年。二女一儿,两个女儿生的都是男孩,儿子生的是个女孩。老家还有一个小我七岁的弟弟。每年清明前都回六安老家一趟,给父母上坟。父亲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去世的。接电报后赶到家,父亲早已去世了。
    此刻,如血的残阳从暮霭中钻了出来,在江面拖下一条长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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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2 16:27 | 只看该作者

青岛大学毕业生

    早晨,从城北菜场买了几个紫头罗卜,四斤冬笋。走到十字路口,几个穿白衣男女摆摊。今天是“爱兹病日”,卫生局的几个人在宣传爱兹病的预防。我上前领了个红塑料袋。正好用来装罗卜与冬笋。
    从北门再进公园,顺长堤穿湖而过,左右手不时换着拎着罗卜与冬笋,天冷,有些冻手。
    进湖,第一个马鞍桥前,一个小伙子在散步。我问他:怎么不上课?他说,我大学已毕业了。属兔的,今年25岁了。寒风中我俩一直聊到西门。
    “我是从本市□中高中毕业,考入青岛大学的,去年大学毕业,在家闲了一年多了,现在正等待考教师证。没有教师资格证,不能参加教师应聘的。从青岛回来后,在保险公司做了一段日子,一个月2000多元,干没多久,我就不干了。自己也不想到上海南京青岛这些外地城市去就业。自己睡眠不好,稍有动静就会惊醒。等考到教师资格证,再去应聘。”
    我俩谈青岛“八大关”,谈嶗山,谈藏胞的心灵,谈西藏的历史,谈北宋苏东坡,王安石,党项人,辽国,西夏。
    谈到赵本山,他说“你高抬了吧!”-------说我高抬了赵本山。这个小伙子说:“ 赵的二人转,就是黄色低俗的东西”。
    他说自己在读《剑桥中国史》,已翻译成中文的11卷,每卷600多页。是下载后用电子书读的。
    他说: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卸任后,能进大牢。但我们那些贪得无厌的腐败高官,如某人就不能进大牢。为什么?体制也。电力系统职工为何拿那么高的工资?一些国企为何那么烂?就是被这个某人搞坏了。
    他说:H与W执政后,以人为本,对底层老百姓施行德政,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农村的土地流转,改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更不要说取消农业税了,实行义务教育了。尤其是后两项,他俩人肯定会青史留名。农业税是国税,几千年来,他们就取消了,让惠民政策落实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民种田,不仅不缴农业税了,每年还可领到种粮补贴!真是大刀阔斧。
    他说“执政党的改革,如果失败,将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我们社会的前景-------螺旋上升是肯定的,但是改革的前景,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挫折挫败都有可能出现的。”
    苏联,这个老大哥为何会土崩瓦解?“权贵们抛弃了他们的组织,而那个组织异化了。”
    鲁迅的《阿Q正传》,主要是揭示阿Q身边的人,不准他革命。他引一段鲁迅“铁屋子”那段话。
    我们社会在进步,宽容多了,------能容忍同性恋了。
    谈到郭美美,他说:捐款额大幅降低了,是个好事,降到没有一分才好,那个什么会就应该消失。大众捐款,他们经手管理,提用的经手费用那么高,这怎么行?类似的机构消失最好。消失了,由捐款人自己办理。
    他说:一个社会需要秩序。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没有集权统治,将混乱得不可想象。底层人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性的一面。高层人也是如此。D 啊,CH啊,都有其黑的一面。叶利钦将国家最高权位,交给普金,他俩之间也是有黑交易的。世间黑啊,现在的金融界,比十几年前刚开始改革要好多了,当时是几十几千亿的国有资财,就被与权贵代理人直接瓜分了。
    我说,这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坎是绕不过去的。就象横在我们眼前的大江一样,要想去北方,这条大河是必需渡过的。
    对天下事,小伙子有自己的看法。这个小伙子在我面前,显得有思想,有见解。不是个随声附和的人。两人在湖畔寒风中,交流很顺畅。
    我们民族的未来,在有思想的年青人身上,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需要年青人继续奋斗。
               
                                              退休第二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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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3 13:54 | 只看该作者

铜陵小城,北京大学校友不多

    六月黄梅天。天气预报,今天有雨。到傍晚了,也未见落。远处天空阴云笼来。18点30分穿背心下楼去体育场,天焐燥。路旁,一个熟识的老人站在哪儿。走近停下脚,与老人打招呼,两人站着闲聊起来。老翁说:
    我80岁了,属鼠。195※年北京大学毕业。
    谈起五十年前那个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被诩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攻击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老人说:陆平,本姓刘,是1958年1月1日到北京大学来的。1958年元旦登台与北大师生第一次见面,是一身戎装,上台就向台下的数千名师生员工,立正,举手行了个军礼。去北大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将,铁道兵政治部主任。30年代,陆平在北大读书。“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革命,后去了延安。50年代他进北大,不仅是旧地重游。
    他是来接替“反右”不力的江隆基的。江隆基是北大前党委书记,也是个老革命,但他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反右中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上头认为他反右不力,上头就将其贬到兰州大学去了。文革中,江隆基在劫难逃,文革中被迫自杀身亡。
    50年代,我们在校时,北京大学里最左的一个领导,是校宣传部长崔文坤。陆平进北大时,陆平觉得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上级认为江隆基包庇了一些右派分子,于是将之踢走,换陆平来加强反右运动的领导,要陆平来补划右派的。陆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去的北京大学。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五十年代,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陆平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对陆平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
    进北大时,陆平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一个高层领导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派,你就是第一个右派。”再加上北京大学宣传部长崔文坤,很左。江隆基调走后,经崔问坤的手,北大校园了打了多少个右派啊!一些学生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陆平他进北大时,校长马寅初还没受到批判。马寅初,是民主人士,骨头硬,解放前,他抨击蒋介石,蒋拿他都没有办法。陆平到北大后,被迫组织批判马校长的人口论。实际,马寅初的人口论,一点也不错啊。马寅初活了一百多岁,硬是活着,等到了给他平反的日子。骨头硬。中国知名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太少了。
    北大那时还有个领导,《平凡真理》一书的作者冯定,当时是副校长。他也是老革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的。抗战时是在新四军。解放后冯定不愿意从政,就是当北大副校长,都是勉勉强强的。他是哲学家,只想搞学问,不愿从政。冯定的干部级别很高的,行政四级。毛、朱、周是行政三级。一九六四年,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中国青年杂志批了很长时间。
    反右之后,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到如今,官场上风气,越来越不象话了。你 “不同流合污,你就得下课!”
    我们这个小城,北大校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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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雪中送炭的善良者,也不乏落井下石伺机下蛆之徒。有的人,法眼无边,能见人所未见,对有些人的“尾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但也有人,瞅准火候,故作大惊小怪,以拽出他人“尾巴”为能事。周围冒出这样的能人,被拽住“尾巴”的人,只有自认倒霉,悲哀地认栽。1974年除夕,准备与一个文盲女子成亲的陈老师,在天坪山煤矿就狠狠地栽了一回。
    陈老师黑瘦精干,是湖北荆州人,196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文革狂飙突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中科大党委书记刘达,随嘴说了一句“小聂在延安时可够风流的”,被人揭发出来。贫农家庭出身的小陈,怀着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的痛恨,奋起造刘达的反,积极参与批斗、关押刘达。哪想,文革中北京高校风云诡谲,受人唆使的首都红卫兵派系林立,一司、二司、三司,天派、地派之间就象红楼梦中所说的“乌鸡眼似的”,互相争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工宣队进校后,响当当的造反派小陈,也因言语不慎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实施了专政,与“黑帮分子”刘达关到了同一间牛棚里。牛棚里朝夕相处,使小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林彪“折戟沉沙”后,刘达被解放,1972年9月再度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这时的中科大几经折腾,已落脚在合肥。本应1969年就离校走上工作岗位的陈,在刘达老人的关怀下,也走出了“牛棚”。拖着“五一六分子”这条黑尾巴,分配到皖南的天坪山煤矿。
    陈在黑咕咙咚的煤井下推了大半年矿车。后因矿上初办的子弟学校缺中学教员,就将陈调去了学校。陈就从茶炉房旁的运输队宿舍,搬到了东三风井与东四风井之间的子弟学校去了。
    当了老师的陈,时近三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远离城镇的天坪山煤矿,男多女少。矿上的男人找对象实在不易。考虑到自己的“尾巴”,所以陈也没报什么奢望,凑乎找个女人,成家算了。他托运输队的老师傅帮自己介绍了胖胖的不大讲话的女绞车工。谈了几个月,女绞车工的父母对他也较满意。腊月里邀请他,不要回湖北荆州老家啦,就在“准岳父”家过年吧。陈老师冒着鹅毛大雪,前往30里外的江边大通镇买了鸡啊鸭啊鱼啊两篮子年货,送进了“准岳父”家。年三十清晨,喜滋滋的陈老师,顶着漫天大雪来到女绞车工家,哪想“准岳父”满脸冰霜,指着摆在地上的两篮子年货,要陈“带着这两个篮子,马上离开我家”。
    陈老师“准岳父”家,与“17—5”那栋平房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风雪中,拎着两篮鱼肉的他,伤痛欲绝,实在不知往哪儿去好,走不了几步,拐进了“17—4”房间,抽泣了起来。
    工友劝了半天,陈老师只是哭。原来那个女孩家隔壁一个道貌岸然的男绞车工,头天晚上到女孩家串门,提醒他“准岳父”:陈是个“五一六分子”,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愚昧无知的“准岳父”是个井下钉道工,经这个道貌岸然邻居一开导——指点出陈老师身后那条“五一六分子”的尾巴,顿时就后悔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漫天大雪,不管过年不过年,也不管之前的许诺,“准岳父”毫不客气地将陈老师“请”出了家门。陈老师,就这样迎来了冰天雪地的那个虎年除夕。
    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在除夕早晨竟然被一字不识的女子赶出了家门,令人好笑又好气。春节那几天,陈老师被拽出“尾巴”之事,成了天坪山矿工喝酒和围炉烤火时的笑谈。笑谈中,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斥骂,斥骂那个男绞车工的缺德!
    后来,陈老师只得在老家荆州找了一个女子,姓熊,也是一名教员。陈老师没调回老家之前,熊老师到天坪山矿来过二次。娴淑大方,与陈甚是恩爱。1980年后,陈调回湖北荆州去了。之后的20多年,他出差中来过天坪山矿两次。1989年底我见到了他。听说他已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是当地科委主任。
    岁月沧桑, 陈老师的那条“尾巴”,大概没有什么人还感兴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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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3 17:05 | 只看该作者

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雪中送炭的善良者,也不乏落井下石伺机下蛆之徒。有的人,法眼无边,能见人所未见,对有些人的“尾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但也有人,瞅准火候,故作大惊小怪,以拽出他人“尾巴”为能事。周围冒出这样的能人,被拽住“尾巴”的人,只有自认倒霉,悲哀地认栽。1974年除夕,准备与一个文盲女子成亲的陈老师,在天坪山煤矿就狠狠地栽了一回。

    陈老师黑瘦精干,是湖北荆州人,196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文革狂飙突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中科大党委书记刘达,随嘴说了一句“小聂在延安时可够风流的”,被人揭发出来。贫农家庭出身的小陈,怀着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的痛恨,奋起造刘达的反,积极参与批斗、关押刘达。哪想,文革中北京高校风云诡谲,受人唆使的首都红卫兵派系林立,一司、二司、三司,天派、地派之间就象红楼梦中所说的“乌鸡眼似的”,互相争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工宣队进校后,响当当的造反派小陈,也因言语不慎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实施了专政,与“黑帮分子”刘达关到了同一间牛棚里。牛棚里朝夕相处,使小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林彪“折戟沉沙”后,刘达被解放,1972年9月再度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这时的中科大几经折腾,已落脚在合肥。本应1969年就离校走上工作岗位的陈,在刘达老人的关怀下,也走出了“牛棚”。拖着“五一六分子”这条黑尾巴,分配到皖南的天坪山煤矿。

    陈在黑咕咙咚的煤井下推了大半年矿车。后因矿上初办的子弟学校缺中学教员,就将陈调去了学校。陈就从茶炉房旁的运输队宿舍,搬到了东三风井与东四风井之间的子弟学校去了。

    当了老师的陈,时近三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远离城镇的天坪山煤矿,男多女少。矿上的男人找对象实在不易。考虑到自己的“尾巴”,所以陈也没报什么奢望,凑乎找个女人,成家算了。他托运输队的老师傅帮自己介绍了胖胖的不大讲话的女绞车工。谈了几个月,女绞车工的父母对他也较满意。腊月里邀请他,不要回湖北荆州老家啦,就在“准岳父”家过年吧。陈老师冒着鹅毛大雪,前往30里外的江边大通镇买了鸡啊鸭啊鱼啊两篮子年货,送进了“准岳父”家。年三十清晨,喜滋滋的陈老师,顶着漫天大雪来到女绞车工家,哪想“准岳父”满脸冰霜,指着摆在地上的两篮子年货,要陈“带着这两个篮子,马上离开我家”。

    陈老师“准岳父”家,与“17—5”那栋平房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风雪中,拎着两篮鱼肉的他,伤痛欲绝,实在不知往哪儿去好,走不了几步,拐进了“17—4”房间,抽泣了起来。

    工友劝了半天,陈老师只是哭。原来那个女孩家隔壁一个道貌岸然的男绞车工,头天晚上到女孩家串门,提醒他“准岳父”:陈是个“五一六分子”,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愚昧无知的“准岳父”是个井下钉道工,经这个道貌岸然邻居一开导——指点出陈老师身后那条“五一六分子”的尾巴,顿时就后悔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漫天大雪,不管过年不过年,也不管之前的许诺,“准岳父”毫不客气地将陈老师“请”出了家门。陈老师,就这样迎来了冰天雪地的那个虎年除夕。

    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在除夕早晨竟然被一字不识的女子赶出了家门,令人好笑又好气。春节那几天,陈老师被拽出“尾巴”之事,成了天坪山矿工喝酒和围炉烤火时的笑谈。笑谈中,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斥骂,斥骂那个男绞车工的缺德!

    后来,陈老师只得在老家荆州找了一个女子,姓熊,也是一名教员。陈老师没调回老家之前,熊老师到天坪山矿来过二次。娴淑大方,与陈甚是恩爱。1980年后,陈调回湖北荆州去了。之后的20多年,他出差中来过天坪山矿两次。1989年底我见到了他。听说他已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是当地科委主任。

    岁月沧桑, 陈老师的那条“尾巴”,大概没有什么人还感兴趣吧。□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退休前三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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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参加革命的老先生

    又是一个黄梅天。天空阴晴不定,9点了太阳还没出来。阴晦闷热之中,踏上两面都是湖水的柳堤向南行。走过马鞍桥,凉风习习,堤岸南侧树荫靠椅坐一气色红润的老者,白圆领衫,束在裤腰里,右手一把折扇。
    老者说,我属猪,1935年出生。15岁那年参加工作。到如今六十多年了。
    1949年春节后,我到枞阳县城内“四毅中学”读初三。老师带我们郊游到南边的“@ 鹤山”(我没听清楚)。解放大军进驻枞阳县城后,四毅中学就解散了。我回到自家所在的雨潭乡。雨潭靠着菜籽湖,西边就是湖。因我家离枞阳县城内“四毅中学”有30里路。我属于住宿生,每周扛着米到学校来,食堂就在一个祠堂里,睡觉打地铺。“四毅中学”,是私人办的,一个姓张的是校董。解放后就改为枞阳中学了。
    那年清明前两天,我在乡里报名参加工作。那时大军正要渡江,打到江南去。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千军万马渡江,没有足够的粮草鞋袜怎行?地方上发动支前,征粮征鞋,筹集物资,转运物资,这些事,也需要一批人来干。乡里就招人,我去报名,先是不要我,嫌我小。
    那时江北桐城到无为这一带,各乡支前任务重,不仅有物资指标,也是有人员指标的。人员一时招不满,就接受了我的报名。报名后,就发我一包牙粉,一支牙刷。大军渡江时,我当保管员,看管从各村征集来的各种支前物资。那时是供给制。
    大军打过长江后,桐城东乡这一带,先是叫桐乡县,后因与浙江一个县同名,就改叫湖东县,县城在汤沟。1952年抗美援朝时,国内各地开始“打老虎”,我那时在税务所——在汤沟。1954年大水,汤沟被洪水淹了好几个月,我们税务所只好搬到一个山上。洪水退了,湖东县就改名,改成了今天的枞阳县。
    1957年我被调到江南来的。那是铜官山还是铜陵县一个区。铜陵县则归属安庆地区。江北枞阳也归安庆地区。那时没有池州专区。青阳,贵池,东流,至德都归安庆专区。安庆专区,江南江北有十三个县。
    老翁说1965年铜陵县长王德锦,是从棉花产地东至县调来的,为的是促进铜陵圩区与三个洲上的棉花生产。所以大家都称他是棉花县长。公安局长是“赵闫王”赵继胜。
    我到铜陵县后,先在大通干了三年,但家在铜陵县城,乘小轮来回。那时大通码头繁盛,有小轮,还有大轮,安庆下来的芜湖上来的两班轮,都在大通过夜后返航。
    县政府虽说在笠帽山下的城关镇,但全县的经济重心在古镇大通。铜陵县的八大公司都不是在县城,而是在大通。所以,我们在大通的税务偏重。
    我讲他脸色红润,气色很好。望着湖面碧波,望着湖水对面新建的那片“文化园”,老者说:解放前夕及50年代许多和自己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都不在了。“我参加工作,到现在60多年了。铜陵这个地方变化多大!”
    “五七年,我来时,铜陵县城还有一段段的老城墙,城门就只有南门。城东门已没有了。东门外,是一条横塘埂。塘埂外就是荒芜的湖水。横塘埂在凤凰台那儿弯向延伸,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县二中塑料厂那儿,那儿本来是个小山岗。文化园那边50年代还都是水荡。”
    国税局收大税,地税局收小税。我是国税局的。县国税局有六个离休的。最大的一百多了,常住屯溪。第二位是杨明的警卫员,也姓王。
    老者说:我孙女在新加坡的立新轮船公司。比我拿钱多。大学毕业,英语六级。从上海中介考入新加坡工作的。她一个月拿900美元。我就6000多一个月。国税局收大税,地税局收小税。我是国税局的。县国税局有六个离休的。最大的97岁了。现常住屯溪。第二位是杨明的警卫员,也姓王。
    “60年了。铜陵这个地方变化多大!”他掏出“玉溪”来,问我抽不抽。他抽出一支,花白头颅,向下弯,凑近手中的打火机,避着湖面刮过的清风。
    老先生嘴中的香烟,冒出一缕细细的白烟,瞬间随湖风飘逝。

                                   退休那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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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4 15:49 | 只看该作者

茶叶店柳老板——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

    清明翌日,黄昏之际,遛跶到老柳的茶叶店。老板娘给我泡上一杯碧绿的新茶。店内台子上,摆着一钢精桶装着的新茶。老板娘给我抓的,就是桶内的新毛峰。柳老板,52岁。1964年出生。庐江县矾山乡人,那是个半山区,南邻枞阳县。他们夫妇的儿子,前几年参军,在部队当测绘兵。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佛山做事。
    眼前玻璃杯内的尖芽还没舒展开,店门又进来三男两女,买茶叶。看样子是老板的两家亲戚。四十出头的那个男人,带着妻子及一个小伙,小伙大概是其子;三十出头那个男子扶着一个大肚孕妇。他们与老板很熟。老柳妻将桌台板下的儿女照片,指给他们看。
    进来的这两对夫妇选茶。柳老板说:送人,就买170的吧。两个茶叶盒,加外包装拎盒,20元。四十岁那汉的妻子说,装9两吧。一个铁盒装4两五。老柳给他们装了四盒,称好,封盒后,收了350元。临出门走时,老柳还用手抓一大把桌上的新茶,装进锡箔袋。送他们。老柳这个人很会做生意。这几年,我需要茶叶都是到他店里买。
    这拨买茶人走后,灯下的我,边啜着新茶,边与柳老板闲聊起来。
    柳老板告诉我:茶叶生意说难也难,说好做也好做。做上路了,就不难了。店铺的房租,春天一季的生意就赚回来了,之后大半年卖茶叶赚的钱,供吃饭;多的就都是利润了。做得好,一年赚个十来万不成问题。
    至于门内地板上上堆着的生姜制品,全是代销的。姜制品,是董店三户人家的。一家的货,一年能赚个三千元的样子,三家就是近万元了,一点风险也没有,又不占资金。他们将货送到店里来给我代销,每月初来结一下货款。卖掉就给他们钱,卖不掉,就要他们拿回去。姜制品,还好卖的。
    我们家那儿,是个半山区,南邻枞阳县。
    我老父亲80岁了,老母亲73岁了。在庐江。前些年老父亲在铜陵捡垃圾谋生。后来弟兄几个到铜陵来。姊妹7个,我是老大。下面姊3个,弟三个。他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也在江东小城卖茶叶。兄妹六个,就他自己上了初中。上学时,苦啊。挑一担稻,挑十几里路到公社去卖。那年头稻子就一毛八一斤。学费要22元。一担稻还不行。小时候家里苦,有时就吃山芋叶子充饥。
    卖了多年茶叶的,慢慢就上路了。前几年在杨家山上也买了套房子。
    清明前这些天,我天天半夜两点钟就上路,赶去黄山太平,收新茶。不是仙源镇(太平老县城),是南边的三口那儿。到那儿,天才蒙蒙亮,过了中午才回到江东小城来。包车来回。四个人,包一辆面包车,一人付车主一百元。
    “哪是收茶,是去抢茶!去晚了,新茶就都被茶叶贩子收去了。今天阴天,到那儿天还不怎么亮,朦胧中收到了一些炒老了的茶叶。他拿起地上一个塑料袋,打开里面有些黄的茶叶,心疼地对我说,这些炒糊了的茶怎么卖?”
    春天收新茶,各家都把自己的冻库盛满。盛满了,就好了。现在收不到新茶,春后卖什么呢?春季(清明~小满)边卖边进边储。小满前要将新茶收满冻库。我的冻库能盛三千斤茶叶。30斤/箱,我的冻库能盛100箱。
    4月15日,落小雨,早晨我从杨家山早点后,买了几根春笋路过柳老板茶叶店。又进去坐了一会。老柳说:今天落雨,就没进山---------“潮气大,茶叶容易受潮。等天晴再去山里。”
    “猴魁,还得等半个月。毛峰,这时太贵,自己喝,过一向再买吧”。
    “我三个孩子,二女一儿。大女儿过年时,把男朋友带回来了。”上次我来,他就将儿女四人的相片给我看。
    “儿子,在部队快复员了,武警,测绘队的。复员后,要成家。一套房子,哪买得起啊”。
    “女儿出嫁,虽说不要操心房子,但一人也得花5万啊。要不,男家人不是看不起女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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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4 17:25 | 只看该作者


我们公司是“王小二过年”——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一

    十点了,我起身想走出水榭北亭时,赤膊的老头坐了起来嘴里念叨着。我停下脚步,问老头,哪年到铜陵的,老头说:1970年来的转业军人。
    我笑着说:你是“林彪的兵”,这个老头说,是的。
    老汉说:我是1965年10月参军的。新兵到河北省的徐水县,后到易县,崃源县,打隧洞,15里长的一个隧洞。7米2高,6米5宽。白求恩大夫就是在崃源县牺牲的。
    他说:我是铁道兵14师68团的。先是在河北,后来到山西平型关,打隧道建铁路,还支过一年的左,也是在平型关。在部队,我开扒矸机,就是矿井下出矿的设备。隧洞内,打眼放过炮后,我就将扒矸机开进去,大铲斗落下去,用劲在石堆一铲,然后扬起往后一翻,倒到歪歪车内,一般五斗,就装满一歪歪车。有时也要六斗。
    我跟排长后面干,是一排的。排长看我干得很吃苦。就对我说,写个申请书,入党吧。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成了党员。
    现在每月,党费就交一块,一年12元,退休后,组织关系从有色转到属梅塘社区的。
    我叫M QUAN YE,阜阳阜南县人,就是电视上所报的发大洪水的王家坝那儿的人。我家离王家坝有三十多里地,挨着河南省的淮滨县。
    “二冶”那个大烟囱,就是我们建的,125米高。坐在水榭,向北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的两个大烟囱。西边那个矮些,正冒着淡淡白烟。都是125米高,西侧那个位置低,所以看起来有矮。1976年建成的。军代表张翅去剪彩,张翅瘦瘦的。
    我是1970年元月退伍,被安置到铜陵有色的。火车到蚌埠,我们下了车,铜陵有色的吕子善,将我们的组织关系接受后,要我们先回家过年,过了年,春节后,就到铜陵有色来报到上班。
    过年后,我坐火车到南京,转车到顺安,然后坐汽车到江南小城的。报到,我被分到建安公司二处。建安二处在凤凰山。一参加工作去建顺安铁路桥。那时南京开来的火车只通到繁昌,繁昌到铜陵这一段铁路正在修,顺安河上需建一座铁路大桥,于是我们公司二处就承担了这一工程。
    顺安桥建好,火车通到铜陵后,我们就去县城北边去建设第二冶炼厂,1972年开始造那个125米的大烟筒。
    那时我老婆孩子都还在阜南老家。1971年我探亲回家,将退伍费两百多元,加上老婆养的一头猪卖掉,总共凑了四百元钱,盖了两间房子。1975年大水给淹倒了,好在我老婆走得早。
    我家在淮河一条支流洪河的堤边上住。1975年打完麦子,我老婆害怕淮河发大水,在河水离堤坝还有两尺多时,就将家中值钱的东西收拾收拾,收的麦子,被子,用板车拖着,带着两个孩子,到七八里路外的娘家去了。我家是方集公社,她娘家是段窑公社。我老婆孩子锁门走时,邻居笑话我老婆:河水离堤顶还有两尺多呢,你就跑,真怕死。我老婆是7月1日(农历)带着两孩子奔娘家去的,第二天早晨,大水就越过了河堤,将我们那一带全淹了。河南驻马店地区连日大暴雨,一个大水库破了,洪水滔滔,处在下游的我们就遭秧了。
    我叔叔家劳力多,那年打了四千斤麦子。我们淮河边的农家,大都垒土台子,房子建在土台子上,以防洪水。我叔叔将麦子收到家后,用十多口大缸盛麦。屋子旁又垒起小土台子,在上建了一间房子,放那些大缸。我叔叔想,就是发大水,总不会淹到在高土台子上。那想那年水来得突然,7月2号大水来的,一片汪洋,我叔叔一家被冲了尽光,房倒屋塌,十几口大缸的麦子,连床被子都没落下。
    大水演了一个礼拜,才退下。上面漂来多少死尸,军队派出许多气艇打捞死尸,然后挖大坑埋葬。
    发大水时,有混水摸鱼的,有在水里捞木料的,捞上游漂来的东西的。
    以后,我们家就没有大水淹过了。1991年,我们家也没淹。
    北湖那边梅塘的房子,是2000年买的,70平方,1400多元一个平方,就花了11万多,没贷款。我看中的是102个平方的——儿子就要结婚,但要15万2千多。我钱不够,想贷款,人家说退休了的,不给贷。我就只好买了70平方的。
    我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工作了。大孙子13啦。老奶奶没有工作,来铜陵后靠做小生意,在街头卖菜、烤山芋,来维持生活。一家六口,靠我一人的工资哪里够呢?
    1998年我退休时,退休金就600多,现在有2000多一点了。
    我后来从安装处调到汽车队,开汽车吊。就是解放汽车吊,建安公司有四五台,十多年前,铜陵大吊车少。有事就干,没事——就“冬天烤火,夏天煽电风扇”。
    与有些单位的领导比,我们公司领导,一把手祝长玉是正派的。他老婆,临到退休都还当着电焊工。1999年,有次我们的施工机械在外单位,不慎将消防栓碰坏了,对方单位要修复并索赔。建安公司派出一个女电焊工到现场,帮人修复,对方单位人员闲聊中,得知这个女工是我们公司一把手的老婆时,很受感动,焊起来就了了,也不索赔了。领导干部的作风好,在社会上会有正面影响的。
    干完金隆,我们建安公司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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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5 16:18 | 只看该作者

张翅这个军人,口才好,能写能说——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二

     一九七零年,军代表张翅到扫把沟“一冶”去视察。“一冶”的两个老工人,在车间里听说张翅到厂里来了,一个姓曹的老工人说,张翅来了,我唤他“小张”。旁边工友说,你牛皮哄哄的!当面,你要敢喊他“小张”,我赌你一条东海香烟。
    说话间,一冶革委会的几个人,陪着张翅进到车间来了。走近那个曹师傅时,老曹开口就说:小张,你好!张翅楞了一下,看看身边这个工人,连忙伸手握着老曹的手说:嗷,是曹排长,你在这儿工作啊?辛苦辛苦!家里怎样?还都好吧?
     原来解放前在新四军时,曹师傅与张翅是一个营的,曹是排长,解放后转业到一冶当的工人。而那时的张翅,参军不久,是营部的宣传员,部队行军时,在路边打竹板,鼓舞士气。张翅文化水平高,口才好,出口成章,笔头子也快,由于能力强,在部队晋升快,文革中,张翅已是南京军区后勤部331分部的“副政委”。 331分部驻在繁昌。
     说到张翅,我们铜陵人,真有些对不起的这位当年的军代表。张翅在文革中,虽然“跟线跟错了”,但这个人对我们小城的贡献,还是不小的。比如这个天井湖公园,不就在他力主建设,初成规模的吗?
     1971年张翅提出:铜陵当年的目标,要完成“双三万”——矿山生产的精矿石三万吨,粗铜三万吨。除夕夜,他下到井底,和工人一起吃年夜饭。
     1972年,张翅筹备建设天井湖公园。他要有色公司出钱,有色公司不愿意。张翅说:我不找你们有色公司要钱,找谁要钱?铜陵的商业百货、电影院、街道等等,都是为你们有色公司服务的。没有你们,铜陵要盖那么多商店干啥?
     1975年,他到新桥组织大爆破作业。装260吨炸药,一次爆破20万立方矿体。爆破之前,张翅在台上说“我叫张翅,52岁。没什么文化,小时候就读过《三字经》《百家姓》。”
     二冶那个125米高的大烟囱,1976年建成时,张翅去剪彩,瘦瘦的一个军人。
     后来,有些人搞他,说他造成采掘失调,说他蛮干,都是对的,但是说他破坏,就不对了。他不是破坏嘛。他能不执行当时的路线吗?路线错了,又不是他制定的路线。上级的路线,省里有宋佩樟,他不执行怎么行?
     张翅是1942年在江北无为参加新四军的,张家是无为的大地主
     1977年他撤出铜陵后,最后回巢湖干休所去了。82岁,张翅去世。已去世快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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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6 10:09 | 只看该作者

    张翅对铜陵的贡献不仅仅是“双三万”,还有芜铜铁路(这是兴铜的关键),老火车站就是他,动员全市人民献砖献瓦盖的,配套的义安路是铜陵当时最宽的道路,招到想搞他的人诋毁——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说浪不浪费,过几年你们再看。他正直使我们铜陵有“区”变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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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6 13:23 | 只看该作者

江猪,越来越少了

    横港候船大厅南侧的江堤。一个头发苍苍的老汉,挑着两只筐,缓缓登上江堤。看样子,老汉是江对岸到江东港务局这儿来卖菜的,菜卖完后准备搭江中往返的轮渡返回江对岸。这个老汉,头发半灰蓬松着,红黑的脸庞,有不少皱纹。七月正值汛期,面前的江面宽阔,江水浑浊。
    大江东流,是曲曲折折向东流,有些江段则是向北流,或是向南流的。我脚下铜官山西侧的这一江段,就是由南向北流的。我今天面对的这段大江,就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入蜀记》中记载过的一个江段。
    公元1170年(宋孝宗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八日,46岁的陆游奉朝命,启程从绍兴经镇江,顺长江乘船前往四川接任夔州通判。陆游在此次旅途中除了写作诗歌以外,还按日作记,成《入蜀记》六卷。那时的铜陵地,属江南西路池州府。陆游《入蜀记》中,是这样记述我们铜陵的:
    “(七月)二十二日,过大江,入丁家洲夹,复行大江。自离当涂,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也。”
    “(七月)二十三日,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过阳山矶,始见九华山”。
    老汉上了防洪墙,与我并排站在防洪墙铁梯上,等候对岸的渡轮过来。等候之时,我两人闲聊起来。
    老汉说:我家在对岸的红杨村。红杨村属于枞阳县老洲镇。解放大军过江时,我7岁,跟父兄从后山那边过来的。是土改后过来的,我父亲带我们在江滩上开荒。
    老汉指着江对面长坝,说:那边江滩不是是芦柴,就是青草滩。来到江滩,父亲将家本来安在下面,梳妆台那儿。1954年建劳改农场,下江押来许多劳改犯,政府就要我们家迁到上面(对面)来了。
    1954年水大啊,洪水半年才退下。我放牛,发大水,我们把牛牵到山里去了——周潭四个湾。我父母就到大通那边的山地——新建乡那儿去了。那时还不叫新建,叫什么建设乡。
    1983年水也大。那年发大水,(普济圩农场)二分场出洪,为的是保护我们这一带农民的庄稼。我们家就没淹水。我家离大坝有两里路,我们家与二分场就隔一道河。
    我问他:老师傅,近几年可看到江猪了?
    老师傅说:看到过,去年还看到过。和早年比起来,江猪现在少多了。江猪到六月里,天一焐燥,江猪就会浮上来的。但是江里有滚钩,江猪上来容易受伤。再加上江上还有网。所以越来越少了。
    对岸渡口,为什么叫“姚厂”?那个圩口,是姚家人的,又开个窑厂。姚家土地很多,土改时,把姚家搞掉了。梳妆台在下面,离姚厂有20里路。以前有小轮到土桥,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们过江多方便啊。有大桥,还有这渡船。这渡船是私人的,姚厂几户人家集资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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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7 03:31 | 只看该作者

楼主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他人故事,但是都是我们身边人,看着亲切,几乎没事就来看一下,本土人看本土人的琐碎生活,真的很有意思。今天看一篇,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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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7 12:44 | 只看该作者

蒙满汉三族混血老妪——铜官乡土众生相之三十四

    建安小学旁边有个早点铺子,几个怀远人在经营。几种早点,尤其是煎包,无论荤馅素馅,都是既干净,味道又不错。所以天天早晨,门前几张台子都坐满了男女老少。
    早晨,我沿长江路西去,过第二个天桥时,阴暗的天空飘下稀疏的雨点,拐进通往建安小学的巷子,来到这家早点铺。要了两个素菜煎包,自己进去盛了一晚稀饭,端到门前一桌上,坐下吃,7点半了。
    桌右边是一个脸蛋胖呼呼的小女生一口一口,慢吞吞抵吃着面前盘子中的煎饺,小女孩右边站着一个老妇人。老妇催促着小女孩:“不吃,就算了”,“要迟到了”……,可小女孩慢条斯理的往嘴里捯着饺子,对老妇人不停催促的话语,如若未闻,慢悠悠的吃着饺子,不时还俯身喝一口碗中的稀饭。
    我看着有些好笑。老妇这么急,可小姑娘一点也不急。我问老妇人,小姑娘上几年级了?老妇说二年级。
    我又问:是孙女还是外孙女?
    老妇:要是孙女,我早打过去了。这是外孙女——我欠人家的!
    听了老妇的话,我笑了。欠人家的,哈哈。儿女是前辈子欠的债。
    小女孩不急不忙把盘里的四五个饺子吃完后,从老妇手里接过书包,向建安小学校门跑去。老妇人,则要了10个饺子,坐到她外孙女刚坐的桌旁,吃起来。我问她是哪儿人?
    老妇就一一告诉我:我是内蒙古人,呼伦贝尔盟,扎达赉旗的。是跟我父亲到铜陵的,我父亲是“十七冶”的。今年59岁了,属蛇的。我就一个女儿。
    唉,别提我女儿啦——找婆家,我女儿可真会找!找了个对象,是家中的老小,弟兄四个,我那女婿是老四。女儿的公公早死了,是阜阳人。女儿的婆婆可会享福了,70多岁了。女儿的婆婆,人家不带孙女。当初我女儿在工人医院,破腹产,生的这个女孩。
    女儿怀孕之后,我一直盼望是个女孩。生产时,果然是个女孩。手术费7千是我出的,医院里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见是个女孩,我欢喜的要命,两千块做为外孙女的见面礼。
    她奶奶的见面礼?她奶奶的,你就是拿出个50元的红包来给孙女,也是个奶奶,她一分钱也不拿!
    我父亲是十七冶的,中央企业。我是跟父亲到铜陵来的。我是水产公司退休的。水产公司早就不行了。我提前退的。退休后,前些年开了个娱乐城。九几年这个娱乐城是搞到钱了。现在不行了。
    娱乐城,不是好开的。三教九流,进进出出,啥人都有。没有过得硬的关系,天天都有麻烦,一天也开不下去的。干了这么多年,我也感到累了。
    我不是蒙古族,但是混血。我奶奶是满族的,我外婆是蒙古族的,但是我爷爷是汉人。我奶奶,是什么旗的?八旗中的什么旗,我搞不清楚,我奶奶姓叶赫娜拉,和慈禧太后是一个姓。
    小时候,跟我父亲回去过,那么广阔的草原,住在蒙古包里,还吃黄羊肉。有三四十年没去内蒙古老家了。再说,祖上是牧民,逐水草而住,老家在扎达赉旗的具体位置,我还真说不清楚呢。我父亲生前,也是说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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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17 12:52 | 只看该作者

一篇篇文字如一张张老照片,一帧帧老电影,问好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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